“第二個原因是，我們還發現死者患有長期的抑鬱症。”王文海出示了一張照片，“我們在死者的櫥櫃裡發現他治療抑鬱症的藥，分別是馬普替林和氟伏沙明，還發現了病歷本。根據病歷本得知他有十年以上的抑鬱症病史，中間幾年曾經有所好轉，最近兩個星期，他又在重新服藥。我已經安排了警察去找他的心理醫生問話了。”
抑鬱症患者證據倒是無比強力。自殺行為是抑鬱症常見及最嚴重的並發症，據統計，自殺者裡抑鬱症患者佔到了百分之四十。
“第三個原因呢？”徐雲江問。
“現場的一切細節都說明，他沒有求救行為。”
毒鼠強不是傳說中那種見血封喉的毒物，從中毒發作到意識不清有個過程，這個過程和中毒量成反比。
“根據法醫的檢驗結果，他攝入毒鼠強的劑量較高，但中毒發作到意識不清有幾分鐘時間——打個電話是沒問題的，他的手機就放在臥室的床頭櫃上，拿起來打個電話不難。”
“應該還有其他發現吧？”徐雲江繼續問。
從昨天下午警方發現案情到現在過了十幾個小時，依照“命案必破”的要求，刑警們應該已經把周宏傑查了個底朝天了。
“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死者基本沒有朋友，日常生活固定、沉悶、單調，總是在該做什麼時候做什麼事。但死亡的幾天前，他的生活忽然起了波瀾，他和幾個人有接觸。比如，在去世的兩天前晚上，他和一位據稱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見了面；去世當天，他和兩名年輕女人見過面，並且邀請她們去了自己家。”
“是程茵、郗羽和李澤文？”
“對，就是這三人。徐隊，這也是我請你過來的另一個原因。我們在調查這三人時發現，三天前你在分局大廳和這位教授、還有郗羽見過面——題外話，你們在大廳裡太顯眼了，不少人注意到你們，後來你又跟隊裡的小張打聽過程茵的事。我猜測你之前就潘越的案件和他倆交流過，掌握了一些我們還不知道的情況。”
徐雲江露出一個瞭然的笑。所謂的“顯眼”一定是指李澤文和郗羽這兩人，這兩人的外表確實出色，讓人過目難忘。即便如此，他也要稱贊刑偵隊的同事，工作作風如此紮實，觀察日常細節的水平出眾。
“我的確掌握一些情況，”徐雲江解釋，“你們看了案卷，應該已經知道，郗羽是潘越墜樓案的相關人。不過你們未必知道，她還是我隊裡黎宇飛的小姨子。這起高墜死亡案已經結案十幾年，我本來就忘得差不多了。可幾天前，黎宇飛跟我說，郗羽和她的一位教授想見我一面，這兩人正在用自己的手段重查潘越墜樓這起舊案，那位李教授認為，潘越墜樓自殺……”
隨著徐雲江的敘述，王文海眉心的皺紋越來越多——實際上他還不到四十歲，能露出這樣的表情已經是很少見。
中學政治課告訴我們，事物之間是有著普遍聯系的。作為一名刑警，王文海對這句話的感受很深。世界上複雜的案件沒有那麼多，除了極少數不可控的意外事故，每一起有預謀的事故包括自殺和謀殺）都有著深刻的原因。可現在他面對的這起案件似乎有點過於深刻，居然可能和十幾年前的高墜死亡案産生關系。
“這位李教授憑什麼這麼說？”和絕大多數人專業人士一樣，王文海也下意識懷疑外行人，“他一句話就否定你們十幾年前的調查結果，而你相信他的話？”
徐雲江對此很坦誠：“起初，我和你觀點一致，認為他是外行人；見面之後，我發現自己低估了對方。”
“真的？”王文海懷疑的反問。
“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人，”徐雲江表情複雜看著手中的a4紙，“至少從周宏傑的這封‘遺言’看，潘越很可能確實不是自殺，他的推測有道理。很可能，周宏傑的死和李澤文、郗羽重新調查潘越墜樓真相有關。”
王文海沉思了一會，試圖理清這相隔十四年的兩期命案之間的關系。
徐雲江把a4紙放下，道出自己的想法：“我想，也許是李澤文的手裡可能已經掌握了強有力的線索，周宏傑被逼到絕境，所以服毒自殺。”
“強有力的線索？這可是冷案，十四年前，證據恐怕不好找吧？”
“這位李教授的舅舅可是陶景森，他掌握了一套專業調查方法，就算他馬上改行當刑警也毫無問題。”徐雲江說。
“陶景森……這名字……”王文海的腦子打了個轉，目光落到最近辦公桌上的書架上，他頗感震撼地伸手指了指書架，“寫《刑事偵查學》的那位陶局長？部裡的刑事偵查局的局長？”
“就是這位。”
“真的假的？”
“真的。我已經證實了。”
或許是因為陶景森的名字太給力，王文海不再懷疑，他一秒鐘改正態度：“看來我們必須要聯絡上他了。一小時前我們給他打過電話——但沒有打通。”
“我昨天還給他打了個電話，我試試看。”
於是徐雲江拿出手機撥通了給李澤文的電話。電話僅僅響了兩聲後李澤文的聲音就清晰地出現了。
“你好，徐隊。”李澤文說。
徐雲江道：“李教授，我們這邊出現了一樁新案子，可能需要你幫助調查……”
“我知道，”李澤文的聲音非常平穩，“徐隊，我五分鐘內就將到達開雲區公安分局，麻煩你幫我辦理訪客手續。”
“好，沒問題。”
徐雲江和李澤文溝通時是開著擴音的，手機結束通話後，他對著王文海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你看，他什麼都知道。”
“即將到達開雲區公安分局”，這說明他早就出發前往公安分局——如此有目的的行為，李澤文早就知道出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