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質上來說，沒有壞的制度，老朱制定的稅法，在大明初年適用，到了萬歷年間同樣沒有到需要徹底修改的地步。
只不過社會在變遷，萬歷朝的情況和大明初年已經大不相同，而張居正改不了稅法，就只能從社會現狀上下手。
首先是丈量土地，揪出被隱沒的大量土地，這是收稅和推廣一條鞭法的基礎。
而一條鞭法的核心，簡而言之就是用銀兩取代糧食，絲絹，勞役等等其他替代稅收的物品，並把各項名目的稅賦整合到一起，統一徵收。
看似簡單，但是其中的學問卻大了，首先說橫亙在所有人面前，最重要也最難以跨越的祖制問題。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在祖制的基礎上加以修正的結果，他沒有改變太祖皇帝規定的各項稅賦額度標準，甚至沒有廢止或是增加任何一項稅賦。
他所做的，是採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來徵收稅賦！
這算是老朱留下的為數不多的空子之一，也是張居正絞盡腦汁想到的，能夠繞開祖制的唯一辦法。
他這麼做的目的，其實只是觸及到了根本問題，但是還沒有解決根本問題，但是已經夠了。
老朱的制度不存在問題，或者說，存在的問題不大，存在問題的是執行制度的人。
熟悉經濟的人知道有個東西叫本位制度，簡單點說就是貨幣體系的基礎流通單位，大明的經濟體系當中，實行的應該說是糧本位。
在張居正之前，朝廷徵繳稅賦，一般是以糧食為主，摻雜絲絹，帛布等等貴重物品。
這樣做的好處是穩定，畢竟金子銀子都不如糧食來的實在，尤其是在災年，糧食才是最緊要的東西遇上哪個地方遭了災，朝廷賑災用的是糧食，總不能給一幫嗷嗷待哺的百姓一堆銀子啃罷。
但是糧本位有一個大大的壞處，就是它會産生損耗，而且成色有各種各樣的差別，比如江南膏腴之地出産的糧食，是上等糧，而邊境貧瘠之地出産的糧食，則是下等糧，何況每個地方出産的糧食受土地肥沃程度和天災的影響，所以官員收繳的時候，並不能簡單的用數量來定論。
其次是糧食的運輸和儲存問題，糧食不比金銀，儲存不當便會腐壞，而且就算儲存得當，也只能儲存幾年，朝廷收繳上來的稅收如果是糧食的形式，很難長期儲存下去。
而且長途運輸會耗費無數的人力物力，這些到最後，也是要分攤到老百姓身上的。
何況這兩項大的漏洞，還會給官員上下其手的機會，讓他們有從中漁利的機會，事實上，稅收的問題根本在於官員的問題。
所以張居正實際上開刀的是整個官僚體系，他將所有的稅賦歸到一起收繳，便變相的消除了地方官加攤稅賦的機會，要知道，這年頭老百姓都沒什麼文化，各項條例的解釋權在地方官手裡，官府隨隨便便編一個稅賦的名頭，他們就得老老實實的交，但是一條鞭法實施之後，老百姓們就算不知道那各種名目的稅賦自己該不該交，總該知道自己一年只交一次就夠了，再有收稅的那肯定就是地方官胡亂攤派。
如此一來，在收繳稅賦之時，輔以朝廷強大的監察體系，便可以最大限度的減輕老百姓身上的負擔，令他們不受苛捐雜稅的困擾，這是針對稅的改革。
在賦役一道上，張居正將所有的糧食和絲絹等其他各項物品，統統折成銀兩收繳，就大大的減少了人工的成本，一個簡單的道理，運一百石糧食需要十幾個民夫，但是摺合成銀子，不過五十兩左右，一個小箱子就可以輕松送到京城，其中節省下來的人力何止十倍。
而且將糧本位逐漸換成金本位，最大的好處就是金銀不會腐壞，張居正改革之後，國庫的稅收猛然暴增，已經不僅僅是收支平衡，而是稅收大於國庫用度，這些稅收既然是以金銀的形式存放在國庫當中，自然不擔心像糧食一般會腐壞。
如此經年累月，結餘下來的銀兩也十分可觀。
更重要的是，將糧食等物摺合成銀兩，方便計算和收繳，減少了官員們做手腳的機會，堵住了原本稅制當中存在的種種漏洞。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他這兩項制度，觸動的都是官僚體系的利益，等同於將官員們的灰色收入強行剝離出來，分給了國庫和百姓，斷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這讓一眾官員如何能夠受得了？
不客氣的說，若不是張居正早有先見之明，將中央大權牢牢握在手中，怕是一條鞭法剛剛提出來，就會登時夭折，王安石的前車之鑒還擺在原地！
而如今要重啟一條鞭法，理所當然要面對的，依舊是龐大到極點的整個官僚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