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歷經整頓、甩開包袱的“教育體制改革”方蹣跚的邁出了一步，就已陷入到四面楚歌、人人喊打的地步——光看報紙，似給人一種這場改革就是一場鬧劇、目的性不明確、是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胡搞，是就整邊角，隔靴撓癢。正經的癥結所在的“關鍵問題”卻都避重就輕的繞了過去。
報紙上或許期待、或許惡意，評之為“樣子改革”或者“滑稽改革”。觀眾、看客喜歡的是二桿子一樣的直搗黃龍，任你千般來，我就一般去。帥三千鐵甲，直搗黃龍，擒敵酋於王帳之前。巴不得“一改就靈”的急功近利。
然而“不能夠”……這世上，如辛棄疾這樣的猛人可以說一個也沒有。而即便是存在一個辛棄疾，那也是武力上的。政策、制度的改革，歸根到底還是“互動”二字，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制度和制度所約束的個體、群體之間的“互動”，更多、更有效、更明確的“互動”才是改革的關鍵。
如王安石一般，一項不曾落實，另一項就已經開始，趕著趟，不分階段、不分形式，不看互動的結果是否允許，就一股腦的扔方案的改革，又怎麼可能成功？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燒鍋爐。
燒鍋爐的時候，要先點火，然後添煤，並且要控制數量、充分燃燒。鍋爐工要跟鍋爐進行配合，看鍋爐的氣壓表，關注鍋爐裡的火旺不旺，然後決定什麼時候添一鏟子的煤進去。假如是按照王安石改革的方法燒鍋爐又會怎麼樣呢？看著火著了，可以添煤了，就一鏟子一鏟子的加。對於氣壓表不理不睬，對火旺不旺看也不看，他就是知道要把這一天要燒兩車的煤，我一股腦的填進去，讓他燒。
可這樣做事行麼？
不行。
是必須要“互動”的——在沒有互動的時候，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培養互動的機制，並且形成一個行之有效的過程。在有互動的條件下，要強化這一個互動的機制——這個互動的程度，就決定了改革的成敗。
也不只是改革，其他的政令下達、規則的建立，也同樣如此。而類似的套路，生活中也會經常出現。
譬如一個人向另一個人借錢，一個人是甲，一個人是乙。甲先借了乙三百元，說我週轉一下，後天就還你。然後，甲後天準時還錢。又過了一個來月，甲又一次向乙借錢，這次借的多一些，是一千來塊，乙猶豫一下還是借給了……甲到了期限後，又如約還錢。甲時常的，或多或少的跟乙借錢，金額或多或少，逐漸的互動下，形成了一個有效的互動機制，成功的得到了乙的信任——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次甲要跟乙多借一些錢，二十來萬，乙咬咬牙也就借了。
到了這裡，如果甲還能繼續這一個互動的機制，那麼他還可以繼續回饋乙，並借更多的錢。
如果甲決定跑路，那麼這個機制就會徹底的斷裂。互動的機制是需要維持的，當普遍的不信任時，要建設這一個機制，很困難。
商鞅為了打破這種“不信任”，破去秦國的管理層、貴族留下的爛攤子，重新建立法度，是從徙木立信開始，一點一點從細微處建立的。足足用了十來年的時間才重拾這樣的信任，建立了和秦人之間的互動、回饋機制。其後，才是開始拋售改革方案，開始大改。商鞅是法家，戰國又是大爭之世，人才輩出。其人有才，而且在人才輩出的時代走出來，是一位實幹型人才，這才是成功的關鍵。
但後世卻幾無這樣的人物。諸如李冰之於都江堰，可有後來者？沒有了。儒家會讀書、會訓詁、會祭祀，能從中延伸出君臣父子一套規矩，就已經是能力的極限了，不能再要求他們精通法家改革之道。
這不現實。
歷朝改革失敗之因，莫過於此。
但……改革的“第一步”的“第一步”終究是在圍追堵截中，以自己堅決的意志邁了出去——除了輿論的喧囂，一切安好。在報紙上，各種的“花樣”上演，一些是街邊的採訪，問路人關於“教改”的看法，還有采訪學生的、老師的……在“民意”的背後，有的卻只是極為個人的意志。
而抨擊這一次改革的一群人裡，就包含了一群很傻很天真的技術宅。這一次教改波及的範圍之大，就連“中文系統”的研究都受到了影響。
“不幹活兒了？養你們可不是吃白飯的。都幹活兒都幹活兒……”暖暖進入研究室，半開玩笑的呵斥了一句。
一個人就問暖暖關於這次“教改”的看法。
暖暖反問：“我能有什麼看法？”
但面對這些“年輕人”——貌似每個年級都比她要大好多，暖暖終究還是說了幾句：“那我就簡單發表一下看法。第一，聽取別人意見的同時，請保持安靜，聆聽別人的話，並且聽完，這是一項基本的素質；第二，我的意見僅代表我個人，有什麼意見，聽完你們再發表；第三，等我說完，你們馬上幹活。”暖暖“第一”“第二”“第三”的列出條件，一群研究員立馬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