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靠著欄杆瞌睡打到半路，睜開眼是馬賽正把旅行袋放到腳畔。
“啊，來了啊。”
“嗯。”
“還擔心你會遲到呢。”
“我也擔心，所以根本就沒有睡。”他高高地伸出手拔了下肩膀。
“困？”
“現在還好，喝了很多咖啡。”
“我也不困。”
“機場巴士還沒來過吧？”
“還沒。”
“你是獨生子？”我把從旁邊快餐廳裡買來的早飯塞一份在馬賽手裡。
“嗯。謝謝。”
“和父母住一起？”
“沒。不過也才搬出來沒幾個月。”
“是覺得不習慣麼？”
“差不多，就那樣。主要我爸這陣老想攛掇我換公司。”
“也許是更好的發展呢。”
“那邊的確是有他的老朋友，但我實在對機械行業不感興趣。”
“但至少和你的專業是對口的吧。”我居然還能記得。
“讀到大三的時候已經痛苦不堪了，差點對未來人生都失去了信心啊。連帶那幾年跟家裡關系也險些惡化了。”
“叛逆期啊。”
“消沉過一陣。一方面覺得毫無希望，一方面又相輔相成地，好像力氣都積蓄起來，人變得易怒。我總在想，那時只要有一個壞朋友出現，遞一支來路不明的煙，或者跟我說，有件很刺激的事你敢不敢做，我大概現在的境遇就徹底不同了。我父母每個月要收拾好行李來探望我吧。所以，這麼一想，又覺得自己算幸運。”他邊吃邊說時，聲音也隨食物一起糯開了，“至少那幾年的渾渾噩噩沒給我帶來更大的麻煩，僅止於此地結束了。還是幸運的吧。”
我頗不合時宜地跑題：“知道嗎，你這段話很能迷住一些小姑娘的。以前對其他人也說過吧。”
“沒有。”
“才怪。”
“是真的。”當四周的乘客開始稍稍增多起來，馬賽收起腿，朝我側過臉，“以前她們不會問到我的家庭或學業狀況。不太談及這些。”
我迅疾地笑了：“哎呀真是，我忘了，我這套從相親裡培養出的聊天路線，讓你不適應了吧。那等一會兒，緩一緩，我再來問你家有幾套住房，是不是在你的名下吧。”
馬賽順著我的玩笑仰向廣告牌：“是這樣呀？”
“介紹人說對方父母都是大學教師”——好啊；“介紹人說對方剛剛海外學成歸來”——行啊；“介紹人說對方有兩套住房”——不錯啊；“介紹人說對方今年三十八歲，父母離異後跟隨母親生活，在證券交易所工作，目前和母親剛剛搬到新買的房子裡，身高176厘米，賣相還不錯”——好啊，行啊，不錯啊。這條流水線已經運作得極其成熟，再鮮活的骨和肉都能被粉碎成糜，壓成固定的條狀，然後塞進包裝，貼上售價。我面對的每一位男性，哪怕從來未曾謀面，但他們遵循一個最直接而功利的規則，他們只有三種標簽可以決定在我腦海中的形象，家庭，工作，住所。這就是我目前所面臨的，最大的麻木感了。我卻早已預設它的合理。而同時決定忘記，當“剩女”這個詞還遠未誕生於世的時候，我踩著一雙洗後發黃的白跑鞋，隔著十幾米的距離，偷偷跟蹤自己喜愛的鄰班男生。他是，歌謠，偶像，希望，他是可樂開啟後先刺激了味蕾的氣泡。他有，一個露在頸後的耐克衣領標誌，好看的筆挺的鼻樑，一點習慣沾沾自喜的卻依然率真的小愚蠢。他簡直活在詩裡，我寫的蹩腳卻無止境的詩裡。
當然，看看眼下出版市場裡對詩歌的異常冷淡——連第四房姨太太生的孩子也會比它多點關照，就知道什麼都在改變。
於是我也一樣，“對方那個女孩”——不知該“謝天謝地”還是“放我一馬”，三十歲照樣被稱作“男孩”“女孩”也算是一種扭曲的現狀——“是個女白領，父母都退休了，過去都是知識分子，家境可以的，有房有車，她不算高也不算很矮，長得還是挺不錯的”。不到五十字，就已經是我了。不需要有任何其他附加，這就是我此刻在世界上的模樣了。
“你也不必太苛刻了，難道以後相親都要先準備上一本自傳嗎，裡面詳細描述你‘內心的清澈或荒蕪’‘你對人世的親近和厭惡’？！——拜託！現代人都很忙的，下班時間看看地鐵上的低劣廣告就很滿足，沒人對你的內心世界感到好奇，甩張照片上來，不要ps的，露腿露額頭的就差不多了。”忘了什麼時候，當時我在網路上用匿名與人進行相關的談論時，或許是因為彼此隱藏了真面目，所以總能收到一些毫不客氣的留言。
我一陣啞然，隨即意識到自己根本沒有回擊的論點。
不必我用“家庭成員”“家境”“所住地是城市的中心還是郊區”“父母是什麼學歷”“退休沒”“退休前從事什麼工作”“有沒有什麼兄弟姐妹”“兄弟姐妹裡是不是有高官”“還是有病患，病患是肺癌還是雞眼”——不必我用到任何一個標簽去形容的人。
他屬於“情緒”“沖動”“幻想”“無憑無據的瘋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