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的晉州票號，是在一系列歷史原因下產生的。
首先，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華夏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
國內市場擴充套件，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
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闢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範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於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其次，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曆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變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併入地畝，折銀徵收。
這一稅制改革，是華夏曆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後來由於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變法並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後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徵收銀兩和錢。17世紀後，清朝的徵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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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並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
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於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
交通方式滯後，對於運輸金銀的不便，以及近幾年龍炎王朝盜賊四起。
這種種情況和歷史原因下。
手裡握著重金的晉州票號，應運而生。
但……
這裡有個但是。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經歷過其他朝代。龍炎王朝的體制問題，極大限制了票號的發展。藩王林立，缺乏了票號錢莊之間的信任。所以即使晉州領地內，已經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整個龍炎，依然扛著那古老的封建傳承在爬行。
這樣的情況就導致了。
不管票號如何發展，票號，只有兌換功能，不具備貨幣功能！
盈利方式不同，也是票號和銀行最大的差別！
銀行吸納存款，發放貸款，利潤來自利息差。
票號早期主要利潤，還是來自於匯兌中的手續費和兌換中的差額。
從存款上來講，票號賬面上的資金來自於期匯和清政府的餉銀，以及官員們的非法收入。
銀行資金主要來自於民間閒散資金。對於存款，銀行的控制力比票號強大得多。歷史上票號的衰敗，就是戶部一紙政令開始的。當時決定餉銀不走民間票號後，票號的現金流就斷了。結果很多票號鋌而走險，參與投機，最後完蛋。
從貸款上來講，票號憑藉信用放高利貸給錢莊救濟，本質上屬於短期拆借。銀行走的是抵押貸款的路子。兩者性質，規模，抗風險能力，完全不同。
從組織結構上來講，票號規矩雖多，但依賴於封建體制，東家和大掌櫃，基本是皇帝與丞相的關係，是朝廷。但本體，確實屬於私營……
銀行是商業體制，依靠合同相互制衡，發展雖然慢，但更穩定，是企業。但本體，卻是依賴國家政府，屬於官營！
關於銀行建立的計劃書，是很長很長的一個卷宗。
劉錚倒也不急，等著幾個人慢慢看。
雍王，魏王都好奇一起看著。
時間。
就這樣一點一點過去。
越看。
這些人越吃驚。
尤其是晉王，一臉驚呆地抬頭看著劉錚：“劉師的意思是……我們幫人保管錢財，還要給他們……利息？”
魏王和雍王，也是懵逼。
哪有這麼玩的！
這豈不是要賠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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