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由南京禮部尚書王鐸所帶來的一應乘輿法物、鹵簿行隊終於是起到了他本應該具備的作用——大明朝皇帝巡幸留都南京，一應預備，正好免了缺少皇帝儀仗的尷尬。
當太陽從東方緩緩升起之時，淮安府南門正門緩緩的開啟，一應皇家儀仗身穿吉服，或手拿寶傘，或手執金鉞，或舉著方天戟等陸續從淮安府正門走了出來。
他們後面是浩浩蕩蕩的南京留守京營，因為是韓贊周這個死太監執掌，故而崇禎皇帝還算是信得過的，將京營的兩萬人馬當成了在京師出行時的皇帝親軍，讓他們得到了貼身拱衛崇禎皇帝的榮耀。
而再往裡便是一輛黃帶、紅帶飄揚的龍攆，加之幾輛普通的馬車，跟在後面。
說是龍攆，其實禮部侍郎王鐸這老頭明顯在糊弄事，或者準備的時間太過不足，除了一條條黃帶、紅帶飛舞，有那麼一絲仙氣飄飄的感覺，其他的就是一個豪華一些的馬車罷了。
馬車外，乃是隨著崇禎皇帝南下的那幾十名錦衣衛護衛在最裡面，他們只是簡簡單單的親衛打扮，但是其身份地位卻不容人小覷，因為能伴駕在旁，便已然說明了一切。
之所以沒有聯絡淮安府、南京城駐紮的錦衣衛，還是崇禎皇帝不願意，他疑心太重，非得要全都安定下來，才重新啟用這支隊伍。
不過這樣也好，畢竟錦衣衛在各地的駐地、番子、密探等資訊記載全部陷落在京師中，先不說崇禎皇帝是否能重新找到一個整合錦衣衛的頭領，就說這些資訊已然暴露，崇禎皇帝也不能在沒有安穩下來之前，就冒險去將這些人聚集麾下。
此時，整個大明記錄在案的錦衣衛人數有七萬多，且皆是世襲的，在經歷了二百多年的變化後，除了京師的錦衣衛尚可使用，其他地方的錦衣衛質量已然大大下降。
話說回來，即使崇禎皇帝不這樣做，朱慈炤也要進言崇禎皇帝不要急於啟用各地錦衣衛，因為明朝最後一任錦衣衛掌印都督洛養性已然降了李自成。
這廝在李自成破城後向李獻上了幾萬兩保命銀子，又獻媚似得的在京師中網羅所謂的細作，交於李自成處置，現如今已然成了李自成的一條惡狗。
駱養性作為掌握全國錦衣衛分佈的惡狗，以前是崇禎皇帝的狗腿，現在是李自成的狗腿，而崇禎皇帝也很清楚錦衣衛在某些方面的能量和作用，所以實在不能不防。
而且之後蟎清入關，李自成敗走，洛養性又帶人投了朵兒滾。
投降後，他不僅僅將錦衣衛在各地分佈的名冊交出去，還積極遊說其他地方的錦衣衛，使一部分隱藏戰線的的錦衣衛叛變，成了幫蟎清刺探南明幾個政權情報的叛徒。
而他兩易其主，聲名狼藉，即使是其他明朝降臣也看不起他，對他多有惡言，但這廝卻憑此之功得了個天津總督的職位，不得不說這人已經無恥到了極點。
所以說，在面對重啟錦衣衛以及東廠之事上，崇禎皇帝的謹慎之舉是很有必要的。
再外圍，便是靖南伯黃得功軍、總兵劉不同軍、總兵高傑軍、總兵劉良佐軍、指揮同知金聲恆軍、史可法治下衛所軍、諸臣家丁軍等組成的護駕軍了。
這些人中八成算是崇禎皇帝的人，倒也無需擔心什麼。說起來真正需要擔心的，還應當是南京諸臣們，因為昨晚崇禎將這些人帶來的家丁親隨們，直接收歸了朝廷——也就是自己。
崇禎皇帝言：“諸卿忠心可嘉，既各帶人北上勤王，朕自不可虧待諸卿，即令諸卿所率之軍，自成一軍，由兵部尚書史可法轄制！”
眾臣聞此自然不願意，然而剛有人提出異議，崇禎皇帝便又道：“既是勤王之軍，功大當賞，自成一軍，既是國朝之棟樑，已得官身，諸卿皆為臣子，安能掌無名姓之軍？亦或非勤王哉？”
崇禎皇帝表面上要將這些家丁們“轉正”吃皇糧，潛意思卻是在問南京諸臣，你們是臣子，是能夠掌控私軍的嗎？
眾人一聽心中雖然暗暗發苦，卻是無人再敢冒頭了，崇禎皇帝都說他們領的不是勤王之軍了，他們要是再多說，那就真的只能是找死了。
畢竟連親戚都能狠心關進鳳陽皇家監獄，崇禎皇帝形象在他們眼中可不是想象中的“堯舜禹湯”，這等聖君。
有了昨晚那藩敲打，南京諸臣失了看家護院、保命安家的家丁常隨，此時卻全都如同後世的癮君子一般，焉頭耷腦的。
在昨日那毫無準備的相見之後，南京諸臣表現平平，就連崇禎皇帝提及賜死山東總兵劉澤清，諸臣都沒有多說什麼，除了有一個侍郎當場失態，御前失儀，其他的竟然出奇的順利。
崇禎皇帝又趁機口頭上說了要將黃得功封為侯、高傑、劉良佐封為伯，令劉不同為新任山東總兵，封伯，亦是無人出聲反對。
似乎南京諸臣已然接受了現實，亦或者說這些人精們已然想透了其中的種種，知道崇禎皇帝此時勢大，要暫避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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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崇禎皇帝大權在手，威勢無雙的同時，也應當看到一些危機：
高傑、劉良佐軍乃是透過許諾封爵並開府建藩獲得的支援，根本無法依仗。
黃得功此人雖忠，但難以指揮，為人又沒有什麼謀略，根本不是高傑劉澤清這樣的陰人的對手。
劉不同軍剛剛接手，無什麼戰鬥力，也缺少威望。
韓贊周手下的京營和史可法手中的衛所兵更不用說了，沒上過邊疆，沒接觸過李自成的主力，戰鬥力弱的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