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在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的八年間，被銷燬，抽毀和橫遭篡改的圖書不計其數。
但是也必須指出，這種浩大的圖書集中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貢獻。
而且在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乾嘉學派在文禁森嚴的條件下，逐漸放棄了顧炎武等的治學精神，走上了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
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博學”、“好古”，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
他們考據的目的是為了通經，由於他們只是依據漢儒的意見，特別是以許慎、鄭玄諸家之說作尺度，所以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尋求客觀規律是很不相同的。
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面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於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裡，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
提出了“通情”、“致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
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眾也”。
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詁大師聞名於世。
初期考據學者標榜漢學，以與淵源宋代的程朱理學立異，後來更多調和漢宋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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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泊進一步總結前人在學術、文學上的成就，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眼務。
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文學創作中的復古主義傾向更為嚴重，只有長篇小說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
同時在清中葉的詩歌領域中，王士禎的“神韻”說的影響仍然很大。
他主張“溫柔敦厚”的沈德潛，更是典型的臺閣體詩人；稍後，翁方綱的“肌理”說，表現了考據學對詩歌的影響。
只有袁枚的反對復古，主張性靈的理論，繼承了明末公安派的傳統而有所發展，他的“性靈”說不象公安派那樣玄虛抽象，而是從實際出發，在當時比較有進步意義。
鄭燮的詩歌不僅能突破復古主義的束縛，而且寫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
桐城派方苞，劉大樾，姚鼐等的古文理論和創作，一直影響到清末的文壇。
由於學者多讀古書，多記古事，這時還出現了駢文“復興”的局面，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個對立的文派，汪中在這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就。
在雜劇、傳奇方面，由於作者的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詞采，他們的作品就只能成為文人案頭之物。
只有蔣士銓、楊潮觀成績比較可觀。
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戲，從明代發展起來的彈詞、鼓詞在這時普遍流行，作品數量很多。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義妖傳》表現了反封建，追求愛情的精神。
《再生緣》歌頌了婦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麗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寫了明末朝政的混亂和閹黨的專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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