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上述這些外，清代的科舉制度仍舊按照明代舊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擴充了取錄的名額，還頒佈了納制度。
並且在康熙十七年又開設博學宏詞科，用以羅致“名士”，取錄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職。
在施行羈縻政策的同時，又嚴禁文人結社，並大興文字獄，以壓制思想上的反抗。
同時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於經歷了明代覆滅的重大變動，文人多在詩文中寄託他們懷念故國的情緒。
例如楊風苞說：“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
也正是因此，所以自順治九年以後，清朝政府便不斷有禁止文人結社的明令。
到了雍正三年更是定例究查，而且文字獄也比歷代增多，像是康熙二年的“明史案”，除莊廷鈍先死，“焚其骨”外，“所殺七十餘人”，受株連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為最多。
此外，如沈天甫之獄，戴名世《南山集》之獄，雍正時汪景祺之獄，呂留良，曾靜之獄等，實行殘酷鎮壓，這對當時文人的消極影響是很大的。
因此清初文化思想上的鬥爭也很尖銳，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康熙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書，頒佈全國，以鞏固其思想統治。
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很受寵幸。
明清之際，在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出現的進步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親身經
歷了明代的覆亡，親眼看到了明末社會種種腐朽黑暗，參加了抗清的軍事鬥爭。
他們透過這種生活體驗和對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的長期觀察和分析，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產生了進步的民主思想。
他們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對封建社會本身進行了相當深刻的批判，有的針對封建統治，特別是針對明朝統治的積弊和問題，提出了一些帶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張，或補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如黃宗羲大膽地抨擊了君主專制政治，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認為“自秦漢以後，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他們還提出了均田的主張，黃宗羲主張把全國耕地先“每戶授田五十畝”，“餘田??以聽富民之所佔”，同時按土質分別“田土之等第”，地稅均“以十一為則”。
王夫之在《噩夢》裡更進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恆疇”，這可以說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對民族壓迫的和批判。
還有顧炎武對於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別注意，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以至於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
他所說的“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淪亡。他認為保國是君臣和有職守的人的責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在時代的刺激下，他們反對明末王學的空談心性，提出“舍經學無理學”的主張，企圖透過經史的研究達到喚醒人心，復興民族的目的。
顧炎武主張“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
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這就開始轉變了明末空疏的學風。
稍後，閻若璩、胡渭等立漢學旗幟，攻擊宋學。
這些對於清代的學風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對清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清代詩文的復古主義傾向，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確考時地，侈談學問，都和這種學風有關。
清初的進步作家，民族意識強烈，對現實的認識也更加深刻。
明遺民以詩文著名者如顧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
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裡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
王士禎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將，他論詩以“神韻”為主，創作力求“超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