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間上，李楊愛情這一題材貫穿唐宋元明清朝代，在空間上，李楊愛情這一題材滲透於詩詞文曲諸體，顯示出這一題材的巨大張力。
蘭州大學張勇敢的《論李楊愛情張力性品格》和安徽師範大學陳慧敏的《論李楊題材在中國戲劇中的多重演繹》都對這一問題有過探討。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認識。
當然，這也包括李楊愛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傳奇色彩。
像是翁媳之情，違背倫常，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倫理型的文化背景下，玄宗算是驚世駭俗。
這種一反常規的“異情”、“豔情”，反過來刺激了文人們內心的創作慾望與創作靈感，引起他們獵奇涉豔的興趣。
以及李楊愛情故事所蘊含的人性色彩。
因為李楊情事不僅是某種歷史現象、社會現象，更是種人性現象、情感現象。
作為前者，一切荒淫誤國的帝王后妃之情都應受到批判，正如白居易所言，“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為，為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為人理亂之源”。
而作為後者，它又常為人們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王臣”的皇權制下，皇帝表面上享有極端自由，同時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斷被神化的過程中，也泯滅了其作為普通人的血性。
誠然，李楊之情也帶有鮮明的宮帷特色，但無論如何，那種存在於兩性之間的持久、熱烈、專一、相依的神聖美好的情感內涵，的確在李楊悲劇性情感中得以某種“契合”性地閃現。
眾所周知，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史也是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說，“女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說楊妃生前玄宗怎樣痴情及楊妃死後玄宗的苦苦遙思，就兩人平日相處也志趣相投。史書記載了他們間的兩次矛盾，從中也可見出其感情真實“天寶五載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單車，命高力士送還楊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
“妒”被視為古代婦女“七出”之首，可見楊妃不是把玄宗作為帝王來侍奉，而是作為丈夫來要求。
事實上，無論貴為帝妃，還是賤為平民，從人的情感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
可貴的是在李楊情感中，玄宗基本走出了一般封建帝王性愛的怪圈。
尤其在楊妃死後，其情感更經過了淨化與昇華。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演出了無數的愛情悲劇，但由於李楊的社會歷史角色，人們在觀照時就忘記了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反過來，其真情更為難得，也才有了清人洪昇“如此鍾情者，自古帝王家罕有”的感慨。
當然，這其中還包括李楊愛情故事所附著的政治歷史色彩。
因為李楊之情的特殊性，兩人的歷史角色規定了他們的情感帶有濃厚的政治歷史色彩。
玄宗在位的幾十年，正是大唐王朝由極盛走向動亂的轉折期，因此不少論者認為正是他沉湎女色，導致戰亂。
如遊國恩先生就說，“(玄宗)晚年卻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內政日趨腐敗”。
無論如何，晚年的玄宗無法同時成就他的政治與愛情，以至貴為帝王，保不了妃子;貴為帝妃，一旦被視為喪邦辱國，求一布衣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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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李楊之情似乎就在這沉重的政治罪孽中無法涅盤。這樣的歷史感在朝代更迭之時總會給文人以更大的心靈震撼，產生強烈的共鳴，而情感的悲劇與政治的悲劇的重疊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必然成為一個重大的題材。
同時，大多數的歷史性書籍中也對李楊二人的軼事進行過記載，如《新唐書》《舊唐書》等，由於歷史上確有其事，所以李楊二人的故事就存在一個“歷史真實”和“文學真實”的雙重維度，而文人們也大多熱衷於對正史的記載進行再加工和再創作，這也使得李楊故事有了長久的生命力。
以及李楊愛情故事所散發的悲劇色彩。
像是有許多的學者認為，李楊二人是自我毀滅，構不成悲劇衝突，但是其實李楊悲劇的悲劇衝突是無形的，正是個人與社會、人情與政治的諸多矛盾綜合，這才造成了李楊的愛情悲劇由來。
李隆基和楊玉環出去自身所具有的社會屬性，當作歷史中的個人來考察的話，就會發現這是一種欲得愛情而不得的悲劇，是在亂世中無法獲得人生滿足的悲劇。
也正是因此從而使得李楊二人的感情上升為一種人生悲劇，具有了更深一層的意蘊。
除此以外，由於歷代的改編和新作不斷，給後代的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性空間和可以發揮的餘地，從而也促使了這一題材的發展。
並且關於李楊故事的歷代演繹，卞孝萱先生認為，“只是正史的記載是真實的”。
就像前面說的，李楊題材本身的審美多義性再加上不同時代下的不同審美接受，，因此才形成了多重視角下的李楊悲劇，使得李楊故事這部歷史留下的“作品”，在不斷被接受、被創造中獲得新的生命，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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