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1629年由徐光啟領頭編譯西洋曆法著作，修訂明朝《大統歷》，李之藻也是主要參與者之一，為這本曆法的編撰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澤西洋曆法等書疏》指出龐迪峨、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傳教士“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
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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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強烈呼籲崇禎帝修改曆法“當此曆法差謬，正宜備譯廣參，以求至當。即使遠在海外，尚當旁求博訪;矢引其獻琛求賓，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機會，使日後抱遺書之嘆哉～”
除此之外，他還指出，除天文歷學之書外，西方的水法、演算法、測量、儀象、日軌、萬國圖志、地理、醫理、幾何原本等等科學書籍都值得翻譯，他曾說“上述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
特別是李之藻還認為翻譯能開視界，明萬物，像是他晚年與傅泛際合譯的《名理探》是我國第一部西方邏輯學譯著。
其說理之深奧，辭文之妙，“往往會讀者忘其為譯”。
徐宗澤評說“譯筆非常簡淨，有信達雅三長”。
由此可見，他對翻譯的嚴肅態度以及翻譯醒神明智的深刻見解。
還有1607年李氏在“萬曆疆國葉洽之歲”為利瑪竇重刻《天主實義》寫的序中說“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成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歷俗，不為偶然，亦豈徒然”。
由此可見，語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類交流的共同基礎。
李氏對語言與文化，心理之間關係的闡釋早已超出了那個時代人們的視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後賀麟的言詞與此多麼相似。
而楊廷筠的話，字仲堅，號淇園，同樣是明末重要的翻譯家之一，對科技翻譯興國特別是翻譯利瑪竇等傳教士所攜新節有強烈願望。
而且他為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學知識，還棄佛依耶，曾與利氏等傳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華夏曾為艾儒路撰述《西學凡》作序(歐洲大學所學六科，即文、理、醫、法、教、道的教學大綱)，有感於西方科學注重實證，分科細緻，認為有必要培養翻譯方面的專業人才，漸次翻譯西書。
此外還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號了一道人，支叟，陝西涇陽縣人，從小喜讀後書，潛心機械製造。
他曾與西方傳教士鄧玉函、龐迪峨、湯若迪、龍華民等人交流，交流學術，與徐、李、楊等同為接受西學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學習拉丁文，曾用西方語言學知識研究漢語音韻，幫且金尼閣修訂文字音韻學專著《西儒耳目資》為我國語言學發展做出貢獻，機械製造業方面除了編譯《奇器圖說》還編譯了《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崇一堂日記隨筆》等;撰寫《西儒縹湘要圖》諸書。
他的《奇器圖說》是一部關於物理學、力學的基本原理及其應用方法。
對當時的物理學和機械製造學的翻譯做出重要貢獻。
同樣的，王徵堅持語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譯是溝通文化的橋樑，因此1626年看王氏為《西儒耳目資》一書中寫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華梵儒儒，如鼻語角聽之不同類，將家必為俯，??自天下目示之，猶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並且他還強調學習外語之必要性，然則人自不欲曉耳，寧患不易曉哉。
王氏翻譯“關切民生日月”，“國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繪《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中說“先生(按鄧玉涵)為宗指陳、餘習之數日，頗亦曉其梗概。於是取諸諸器。圖說全帙，分類而口授焉。餘則信筆疾書，不次不文，總期簡明易曉，以便人人覽閱。然圖中之說，巧器頗多，第或不甚關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關鍵的一點是，他還在該序中挑戰儒家傳統對科學的偏見。
“學問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茲所錄者，雖居“技藝末務”，而實有益於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急也～?”
與此同時，他還將西方語言、科技、哲理三類書籍，分稱為“資耳目”、“資手足”、“資心”之心，認為各科之書都需認真翻譯，不可偏度，這對於後面清代的翻譯之選材是有比較重大的借鑑意義的。
並且魏象乾的翻譯理論專著《潘清說》雖然不像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的專著如通此之具有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但就翻譯理論而言，陳福康稱之為“我國最早的內部出版的翻譯研究單篇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