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隨著僱傭群體活躍於明清江南市鎮經濟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市鎮的經濟和社會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一方面，市鎮商品經濟開始向農村滲透，農村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桑、棉等經濟作物更加廣泛種植，原本作為家庭副業的絲、棉紡織業逐漸成為農民的主業。
同時，市鎮居民結構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市鎮市民群體開始不斷壯大；另一方面，僱傭群體的發展壯大使得市鎮的社會矛盾也時有激化。
像是明萬曆年間，石門鎮發生油坊工匠“糾黨數十人，劫楊晨家，蹴其婦墮樓而死”的事件，一鎮皆驚，“群起而縛之”
至康熙初年，楓涇鎮的染、砑匠“擾害閭里，積憤不可遏”，當地居民“糾眾斂巨資，閉里門、水柵，設計憤殺，死者數百人”。
這些僱傭人員常常逞其拳勇，擾害閭里，給市鎮社會治安帶來了隱患。
同時，部分僱傭人員聚眾賭博、嫖娼等，也給市鎮社會風氣造成了不良影響。
當然，這是明清時期的江南市鎮，而咱們這部書講的是宋朝年間的故事，所以回溯到宋朝年間的話，那時的江南市鎮有時另一番風景了。
像是南宋時期的江南地區，主要包括江南東、西路和兩浙東、西路，其範圍約當今蘇、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
這一地區是當時社會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也是商業市鎮十分興盛的地帶，無論是市鎮的總體數量還是個體發展水平，抑或由此引發的農村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都走在南方各地前列，從中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至於當時市鎮的型別及其特點的話，怎麼說呢，從從總體上來講，宋代的市鎮包括鎮和草市兩部分，前者是由軍事據點轉變而來的新興經濟中心地;後者是在鄉村墟市基礎上興起的農村基層商業點。
在江南地區，據有的學者的不完全統計，兩宋時期先後興起886個市鎮，其中鎮240個，草市646個。
這些市鎮到南宋時普遍呈現出興盛的景象，其發展形態也趨於多樣化，具體可分為七種型別
一是環城市鎮，這類市鎮主要分佈於繁華都市的周邊地帶。
如都城臨安四郊15裡範圍內有10多個規模不等的市鎮;建康城近郊有近10個市鎮;紹興府城周圍10多里地帶有近20個草市;台州城附近有6個草市。
常州、蘇州、饒州、鎮江等城的郊區也有相當數量的市鎮。
一些規模較大的縣級城市周圍也興起不少草市。
如平江府常熟縣城周圍“村市裡分，連絡四郊”，僅城南郊這就有5個草市。
環城市鎮的興起，實際上是城市突破城牆的限制，向周邊鄉村擴張的一種形式。
由於這類市鎮與所在城市連成一體，成為城市市場體系的一部分，故其突出特點是工商業的異常興盛。
如臨安城郊的市鎮，或“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或“商賈駢集，物貨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相若，車馳彀擊，無間晝夜”。
到南宋後期，僅浙江、龍山、北郭、江漲橋4個城郊市鎮，年商稅收入就高達26萬多貫，是城內的1.7倍多。
江陰城澄江門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歲常輻湊，駔儈翕集，故為市，亞於城閭”。
二是農業市鎮，這類市鎮多分佈於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帶。
其中，有的因地處產糧區而發展成為一定規模的糧食市場，如嘉興府華亭縣的魏塘鎮、平江府常熟縣的直塘市、吳縣的橫金市、建康府溧水縣的孔鎮、寧國府宣城縣的水陽鎮等都是較為典型的糧食市鎮。
魏塘鎮的年商稅額高達3萬貫以上，遠遠超過了當時一般縣級城市的水平;直塘市商賈雲集，有的米商“倉廩帑庫所貯錢米萬計”。
有的因地處經濟作物生產區而發展成為相應的專業市場。
如溫州的白沙鎮是典型的林業市鎮;紹興府山陰縣的梅市和項裡市分別是以茨實和楊梅交易為特色的果品市場，“明珠百舸載茨實，火齊千擔裝楊梅”。
臨江軍新滏縣的肖家峽市則是山區蔬菜市場，“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煙蕨芽”。
慶元府奉化縣的鮚埼鎮是大型漁業市鎮，其居民“居廛者則懋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繩營網罟”。
這些農業市鎮以所處地區的農副產業為基礎，承擔著產品外銷和流通的職能，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鄉村經濟中心。
三是手工業市鎮，這類市鎮是隨著各地手工業的發展而興起的，往往具有專業化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