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流官”管理，為戎守和開發南夷，曾多次遣發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們都融進當地少數民族群體中。
漢王朝建立到漢武帝的70年間是修養生息換耒國力富強時期，南夷各地均處於自葆狀態。
漢武帝時期，北方匈奴威脅排除，為結束南越的割據，實現統一，開發和管理南夷提到議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內屬”“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強迫當地少數民族改變世代相襲的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意識信仰，不按內地制度強行改變世社會形態，土流並治。
《史記西南夷傳》、《華陽國志南中志》提到的吳霸、陳立、萬年、周欽、謝暹等，便是漢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對於夜郎各部的“君長”“邑君”等大、小首領，漢中央仍加以承認，任隨他們按原有習慣掌握本部事務，保持他們獨立經濟和社會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數首領以武力破壞統一，製造騷亂，則用重兵鎮壓或者誅殺其君長、首領。
如治南夷時用兵鎮壓了夜郎中一些頑固勢力，誅且蘭國君，陳立太守誅夜郎國君王興。
不料，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除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
由於叛亂規模較大，陳立奏請招募當地少數民族人民與都尉萬年等分頭攻擊叛亂者，“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國此後不復見於記載，其政權在此時絕滅。
夜郎王國的滅亡導致了夜聯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後原聯盟成員多散而不聚。
陳立太守誅殺夜郎王興及斬翁指的訊息傳開，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慄千斛，牛羊勞吏士”，他們怕恐不安地表示繼續臣服於漢王朝。
鉤町王國未能取代夜郎王國而成為新聯盟盟主。
但它國的勢力向牂柯、益州、鬱林三郡交接地帶擴充套件，成為“三邊蠻夷”的核心。
新莽時期王莽改變漢制，施行錯誤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將軍王奇等12人，帶著符命，印綬給“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
“五威將帥出，改鉤町為候”引起當時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
邯弟承為兄報仇又攻殺周欽，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擊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視和掠奪少數民族政策施行下，三邊蠻夷愁怨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發天水，隴西騎士及廣漢、巴、蜀、犍為諸郡吏民兵者10萬人，20萬人運送輜重，前去征討，後更換廉丹，遺派復位大司馬郭興，庸部牧李曄、周師和仲曹助部興出擊鉤町。
這樣，在整個新莽時期的十幾年中，鉤町及其影響下的“三邊蠻夷”一直被大規模征討，但他們沒被鎮壓下去。
總之，兩漢期間採取“和平內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數民族群體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漢相安，同時還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縣設定及軍隊駐防，使這裡的局勢長期保持穩定狀態。
到了三國時，劉備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漢政權。
包託四川大渡河以南、雲南、貴州大部份及廣西北部沿邊地區，古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為蜀國的後方。
南中的穩定對蜀國是命運攸關的。
蜀國採取了“西和諸戎，南扶夷越”的處理各民族關係的方針，採取了政治招徠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鎮平夷(貴州畢節)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師乘蜀國與孫吳搞衡，無暇顧及南中之機，據地稱雄，紛紛起兵反蜀。
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作了南征準備，出征南征勝利後，對南中郡縣設定增多，派出“流官”增強，加強了統治與開發，各少數民族群體“漸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進一步發展定居農業。
魏晉南北朝，中原喪亂，南北長期分裂，政權更迭不休，中原王朝無力顧及古貴州。
西晉“永嘉之變”少數民族紛紛起義，據地稱雄，盤距在貴州的南中大姓“龍、傅、尹、董、謝”等，加劇割據地盤，無力開發經濟，時間長達250多年。
隋朝流官權勢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領治理。
唐王朝沿襲秦漢舊制，實行內附性質的羈縻政策，即願意歸附的土蓍首領，賜以疆土，封予官職，充許世襲，“以夷治夷”地區社會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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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官入京朝貢，帶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並取得轟動效應。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貢，往往賞以將軍、大將軍、王等官銜爵。
透過朝貢，既密切了貴州少數民族群體與中央王朝的政治統屬關係，又促進了貴州民族文化與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與南詔的戰爭不斷，貴州處於中間地帶，不可能進行開發。
宋承唐制，凡少數民族首領獻地歸附，即以其地置州縣長官司，“皆以番夷酋長之長”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詔說“惟爾貴州，遠在耍荒”。
從此才出現貴州之名。宋太祖這道詔書便是安排貴州少數民族首領的。
並且封他為官，讓他服從中央王朝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