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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大家可能又會問，如此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大家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
像是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
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如明朝著名的財迷皇帝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可這還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佔70。
這個數字足以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
所以，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
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
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
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迴圈，每個朝代在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
可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總是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迫不得已挺而走險，於是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由此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又開始重新分配土地。
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
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迴圈。
一方面不抑兼併，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佔全國總面積的20）。
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僱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採），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
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階級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大量募兵。
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軍官兵一般都有著不錯的待遇，以至於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階級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階級矛盾的釋放閥。
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裡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然，世上安得兩全法嘛，這種做法的一個後遺症就是“冗兵”現象及其嚴重，這才拉低了宋朝軍隊的整體戰鬥力。
像是慶曆年間宋軍總人數竟然達到了125萬之巨，考慮到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億人左右，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
更要命的是這125萬人全是僱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蹟。
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
如此龐大的軍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遇到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一些學者非常諷刺的稱為“積貧”。
但是，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並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
而這種以赤字經濟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方法也頗有些現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個專門搜尋“中國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話，我甚至可能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
這雖然好象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但認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個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人的卻決不只作者菌一個，也決不只是在開玩笑。
這樣做的結果是，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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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滸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一把刀林沖買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齋志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百金”在當時就已經是一戶中人之產了。
在中學課本里我們曾經讀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制的鞋子。
因此也難怪有的西方的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甚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計程車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