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有宋一代，雖然武將不行，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這不能說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過，只能交由後人評說。
當然，不得不說，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
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
像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幾人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
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
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
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
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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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
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
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託。
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
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
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后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
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
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
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
為了擴張，重用北方蠻族，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
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佔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面。
自唐德宗後，中央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很象春秋時代的周王，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
由於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
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
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
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
契丹人及其它蠻族趁機成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
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
這次分裂對中華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