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細碎交易不得收稅，並嚴禁官吏勒索、刁難商賈，官吏如果“滯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預於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國家開貢舉之門，廣蒐羅之路……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商人獲得了從政的權利。
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訂過程中，商人還被政府邀為座上賓，參與修法。
像是北宋太宗朝，陳恕為三司使，相當於國家發改委主任，他在制訂茶法時，就邀請了茶商數十人協商討論、“各條利害”。
當時的爭論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業利益盡歸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國家專營茶葉，利歸官府，商人“滅裂無取”。
最後朝廷採納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濟”，換言之，即朝廷吸收了商人的意見。
國家在立法過程中不但給予商人表達利益的渠道，制訂出來的法律也照顧了商人的利益，這在其他王朝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也因此成了中國商人的黃金時代，商業的浪潮席捲整個宋朝國境，說“全民皆商”或有些誇大，但社會各階層都有人加入經商的行列，則是毫無疑問的。
像是宋人就非常有投資意識，比之現代社會都不遑多讓，“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閒著錢買金在家頓放？”
所謂“舟舡往來興販”，是指長途販運業，“解質”是放貸，“停塌”，是倉儲業，總之就是有閒錢就拿出來投資，而不會放著存錢莊發黴。
還例如北宋官員蘇舜欽被罷官後，說“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
也就是說以前古代的讀書人只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讀書人不當官也不會餓死，經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職業。
所以宋代的讀書人也不以經商為恥，只是以習武為恥，像洪邁《夷堅志》記載，宋徽宗時，“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
這段話的意思是，宋徽宗時期，吳興縣書生六人，進京參加省考，共同買紗一百匹，讓一個僕人揹著它，準備去京城賣掉。
可見商業頭腦十分發達，一邊去考試，一邊還不忘做生意，反正怎麼都不會白跑一趟。
乃至於女性經商在宋代也不少見，像是那時有一種叫做“宋五嫂魚羹”的名小吃，其創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來是“汴京酒家婦，善作魚羹”。
在宋室南渡後，南下“僑寓蘇堤”，因為手藝很好，“人競市之，遂成富媼”。
此外宋代設有專管徵收商稅的稅務官，叫做“欄頭”，由於男性“欄頭”對女性收稅多有不便，所以還出現了“女欄頭”，從這裡也可看出宋代經商女性之常見。
要知道在古代這幾乎也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女人成婚後，更是不能獨自出門，若非要出門，必須得長輩或者丈夫陪同，但只有宋朝最開始打破了這一慣例，所以才有了水滸傳裡林沖娘子受辱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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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至在商業浪潮的衝擊之下，以前作為權力中心存在、似乎莊嚴不可侵犯的衙門，也被商民租來做生意，如南陵縣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門之內開酒店”；台州州衙“儀門之兩廡”也是出租給商戶做生意，“僦為賈久矣”。
因此你能想象一邊看著打官司，一邊拿著從旁邊商鋪買來的雞腿火熱開吃的情景嗎？
也正是得益於在興起的城市商品經濟中，宋代產生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大商人。
像是北宋“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餘，乘堅策肥，履絲曳彩，羞具、屋室過於侯王。”
這些大商人憑藉資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會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甚至都跟地方官員可平起平坐。
如仁宗朝時，有個叫做蘇緘的官員，調到廣州南海當主簿，蘇緘發現當地從事外貿的商人“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
一日蘇緘受上級委派，查驗一樊姓大商人的貨物，“樊氏輒升階就席”，在當時，這是失禮的，所以蘇緘命人“杖之”。
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訴，知州將蘇緘召來斥責，蘇緘辯解說：“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知州不知如何反駁。
這裡展現了一場新與舊的較量：新成長起來的商人力量與舊的等級秩序之間，正在角力。
假以時日，商人階層未必不能發育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朝無奈亡於突然崛起的蒙元帝國，令人唏噓不已，而之後的明清兩代，又重新回到了抑制商人的老路，顯然又是一種文明的倒退，更加令人惋惜。
因此想了想，李小魚也想看看這個世界五花八門的商業手段到底有哪些，順便試試自己今天的運氣如何，所以是衝那小孩招了招手，想要抽上幾籤，順便向他打探一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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