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的人明天就會到，要正式關停祠堂。”他說著，把壺放在桌上，“周望你辛苦了，該交接的交接，該離開的也得走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
周望把筷子放下，沒爭，也沒問，只是點了點頭，低聲道：“我知道了。”
天擦黑的時候，我們一起收拾教室。他爬上梯子，把掛在樑上的紅旗摘下來，一點點卷好，放進布袋。
我站在下面接著，問他：“你……打算回城嗎？”
“回吧。”他邊下梯子，邊說，“該回了。”
“那時候你說，等孩子們都認得字再走。”
他笑了下，眼角擠出皺紋，“現在他們也差不多都會寫自己名字了。”
祠堂裡光線昏暗，我看到他背影瘦了不少，像是這一年把他鑿刻得更加內斂了。
“其實我是捨不得。”他忽然說，聲音很輕，語氣像穿堂的風，微微的，帶點涼意。
我張口想說點什麼，最終只點頭：“我也是。”
我們又沉默了一會兒。風從門口鑽進來，嘩嘩嘩地翻動著牆角的課本。
“你以後有什麼打算嗎？”我低聲問。
“先回城吧，”他想了想，“總要適應一段時間。聽說現在都得重新安排工作，教育口子不寬，回去也不一定還教書。”
“你呢？”周望問，“你不是老念‘返崗計劃’麼，回不回？”
我捏了捏眉心，說：“說實話，我也不知道。廣播站那邊暫時不會動，但早晚也得整合。可能一紙調令下來，哪天我也得收拾東西回城。可我——”我頓了頓，“我也怕回去。”
他抬眼看我，等著我往下說。
“我怕回去後，什麼也接不上了。”我說，“這幾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
他輕輕笑了聲，說：“我也怕。但不回，也留不住。往前走吧，別回頭。”
我嘆口氣，把身上的灰拍掉一點兒。
“你還記得剛下鄉的那個雨天嗎？”他忽然問。
我點點頭：“又濕又冷，整天學習，菜鹹得吃不下去。”
“那會兒我還想著，挺個兩三年就能回去。誰知道一下子過了這麼久。”
“是啊。”我望著窗戶，外頭黑得一塌糊塗。
周望靠在椅背上，腳下那雙解放鞋已經磨出了腳尖。他低頭看了一眼，說：“你說我們這些年，究竟是做了點什麼，還是沒做成什麼？”
我想了想，沒有作答，每個人心裡都有自己的答案。
“有時候覺得什麼也沒留下，”他說，“但看到孩子們寫自己的名字，讀得懂課文，心裡又像有點底氣。”
我輕輕應了聲。
那晚我們誰也沒再說太多，只是坐著，把酒慢慢喝光。
酒是涼的，心卻熱著。喝下一杯冷酒，用五髒六腑去暖它，把它一點點煨成溫熱的眼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