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用“節”這種東西作重要的外交禮器，來代指皇帝的權威和國家的象徵呢？
這就要從中華民族最早的國家制度建立開始說起。眾所周知，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中華民族，是由農耕文明發展而來的。
而農耕文明區別於遊牧文明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其對於經驗和規律的重視。
因為最早的人類，受限於科技和探索世界的手段貧乏，難以面對諸如洪水，地震，旱災等自然災害。而偏偏農耕文明之下，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便是從“土裡刨食”。
如此一來，什麼時候耕種，什麼時候除草，什麼時候收穫等等的生存經驗，就是一代一代人有序傳承的重要生存手段。
以“二十四節氣”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傳統曆法，正是這種經驗傳承的直接表現。而在一個社會之中，掌握經驗的人，往往是那些年紀比較大的人。
年紀大了就腿腳不好，尤其是在古代生存資料比較欠缺的時候，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人攙扶或者是依靠柺杖之類的東西。
推而廣之，也就是說在中華民族最早的族群之中，掌握著社會地位和權利的，往往是那些拄著柺杖的老人。
而所謂外交使者，其實就是掌權者派出去代表自己的人。
可是怎麼樣才能讓別人知道使者是代表掌權者的呢？
就必須要用到一種能讓人家理解的信物。
這個時候，一直陪伴在掌權的老人身邊的柺杖，就是一個很好的信物。
而在眾多做柺杖的材料之中，竹子以其自身蘊含的“謙虛”“正直”等擬人的屬性，成為“節”這種外交禮器的載體，至於犛牛尾巴，則是為了好看並加以區分。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制度的成熟，掌權者不一定都是老人了，但是這種代表最高統治者的信物卻流傳了下來，形成“節仗”這種禮器的存在。
《周禮·地官·掌節》之中記載：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這個時候的節仗實際上已經不單單隻竹節了，而是泛指國君的信物，但因為古老的習俗，“節”這種外交禮器的名字還是被傳承了下來。
沙末汗上下仔細打量了一番陸承志道：“既然盟約早已締結，本王自會按約定出兵的，只是不知汝等是否已按約定攻下襄平城，如今與魏軍的戰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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