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取樣的過程中，黃茂和塗憲等人，都是全程監督和協助的。
取樣是最重要的步驟，對於pcr本身來說，失誤的地方很少，但是，一旦出現取樣錯誤，那就全部完蛋了。
楊銳看起來像是很輕松的樣子，實際上心裡也緊張的不行。
如果兇手並不在居民中，如果取樣失誤，如果技術人員操作有問題……他想要的是一個大新聞，可不是大醜聞。
但是，做事就是如此，你得接受可以接受的風險，如果不能接受，就提前結束，能夠接受，就不能後悔。
馬爾勒的旅程很快就結束了。
楊銳回到斯德哥爾摩，剛開始整理樣品，就被舍伍德局長喊進了辦公室，追問：“楊銳先生，多久能收到結果？我是說，多久能確定兇手。”
“如果運氣好，明天，如果運氣不好的話，估計要兩三天的時間。”楊銳道：“我們的pcr儀不夠一次性做所有的樣本。”
“就是說，做完全部的樣本，需要三天時間？每天只能做三百個？”舍伍德局長計算了一下，問：“能找到更多嗎？”
“實際上，我們每天只能做不到200個，也用不著做完全部的樣本。我們可以排除一些。”
“咦？可以排除，但是，不會因此漏掉人嗎？楊銳先生，您要知道，我們想在法官那裡透過pcr技術，是需要一些工作的，如果第一次就出錯了，再透過就很困難了。”
楊銳笑笑，道：“不會漏掉的，我們是在確定的情況下，才做排除，實際上，我們只是排除了女性。”
“不是女性作案？”
“嗯，因為兇手的dna是男性的。”楊銳給舍伍德簡單的說了x和y染色體的關系，又道：“如果基因組計劃完成的話，我們可以排除更多東西，目前來看，最安全的做法是排除女性，然後從青壯年的居民開始測試。同時採取了女性的樣本，是為了避免意外情況。”
如果人體基因組計劃完成，或者更進一步，能夠瞭解更多的人體基因的資訊的話，得到兇手的dna，就可以繪製出相當詳細的臉譜，例如種族膚色年齡等等，都很容易得到，是鷹鈎鼻還是酒糟鼻，是卷發還是直發，都有跡可循。
但是，86年的人體基因組計劃還在襁褓當中，幾乎得不到什麼有用的東西，至少沒有此時立即能用的東西，楊銳也就是說說而已。
舍伍德不準備詢問更多的科學細節，楊銳告訴他的資訊，已經讓舍伍德頗為滿意了，笑道：“這樣最好了，我已經和法官談過了，他們會獨立了解這項技術，但我相信沒有問題……”
盡管早在50年代，dna的概念就已經出現了，但是，dna作為證據，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新鮮事，每個國家的司法體系都需要一個接受的過程。
楊銳早前就有想法，聽舍伍德這麼說，不禁道：“我有個提議。”
“嗯。”
“你們也許可以用一些較為確定的小案件，作為pcr的應用範例。如果透過一次的話，是否就可以解決司法認定的問題？”楊銳用生僻的英語單詞，艱難的與舍伍德交談。
<101nove.r儀的第一案，這樣的第一對於新聞的支援很有限，他更需要的是一個穩固的案件。
<101nove.r儀的價值，然後再宣傳pcr解決了複雜案件，對楊銳來說，或許更有意義。
舍伍德則有些意外，道：“你是想用pcr儀，先破幾個案件？”
“對的。如果你們不好安排經費的話，我們可以提供試用服務。”
“不用。如果只是小案件的話，費用不是問題。”舍伍德明顯不在乎幾萬克朗的支出，只是沉吟道：“你對pcr儀很有自信。”
“當然。”楊銳笑了起來，dna鑒定可是號稱物證之王的存在，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各國司法系統都是把dna當做神一樣祭拜的。
舍伍德暫時沒有拜神的沖動，還是同意了楊銳的建議，從他的角度來看，能選擇更穩妥的方式，總歸是不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