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講臺上的楊銳，滿懷熱情，滿懷著來自社會主義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情操。
他是真的沒有絲毫想要獲利的想法。
獲取諾貝爾獎的資本不能算。
不能因為有的人在乎聲望，就說他做好事都是為了名望。
楊銳放出動態質量重測法，大部分原因，還真的是為了讓大家做新藥的時候輕松點。
人有生老病死，天底下多一種藥物，就多一份機會，這樣的技術，他既沒有適宜的資源去研究，也沒有積極的想法去做，還真不如放出來呢。
實際上，許多科學家都是有這種心態的。
為什麼大科學家參加的國際會議，大家都搶著參加，就是因為人家經常能說出“發人深省”的話，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是也。
大科學家想到了，但是自己不願意去做的事，就說出來給其他人聽聽，有願意去做的就做。
這是多年以來形成的科學慣例了。
寬泛一點的比較，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的關系，都可以看做是此種型別。
比如理論物理學家有一天下午吃葡萄吃多了，突然想，哎呀，你們說，宇宙會不會是膨脹的——實驗物理學家結合二三十年的觀測，得出一個答案，宇宙紅移。很好，兩人同時得獎。
所以，理論物理學家看不起實驗物理學家是有原因的，你們是吃我葡萄皮長大的矮孩子，就算娶了penny又怎麼樣呢。
當然，有時候，實驗物理學家不鳥理論物理學家也是很慘的。比如錢德拉塞卡有一天下午吃紅燒肉吃的撐住了，算出了白矮星的最高質量，得出一個錢德拉塞卡極限的東西，然後拿到會議上興致昂揚的宣讀，結果被人當場撕碎，實驗物理學家們也順勢將之嘲笑。直到三十年後，錢德拉塞卡極限被證明，再二十年，錢德拉塞卡得諾獎，73歲才將當年的紅燒肉消化了，也是心塞的緊。
這兩個故事也告訴科學家們，要做被人看得起的人，不要二十四五歲的時候，發現了點什麼厲害的東西，就想也不想的沖上去宣讀。
想要做那種，隨便說點什麼話，就有一群人跑去幫你證明的人，你得首先是一個說得出有價值的話的人。
強悍的大科學家，對於自己做不了，自己的實驗室也做不了的課題，就像是丟一根被啃過的骨頭似的，讓大家去爭搶。
自己不會損失什麼，別人也能得到實惠。
有的時候，強悍的大科學家也會在參加會議的時候，無意間從牙縫裡，調出前天沒嚥下去的肉絲，有反應機敏的將之搶走，也是沒辦法的事。
拾人牙慧什麼的，對科學家來說，也算不得惡心，比這更惡心的事，大家都在研究呢。
一場酣暢淋漓的講座，用時整整兩個小時，中間連一個休息都沒有。
看到後面的阿斯特拉工作人員提醒時間到了，楊銳才放緩了語速，合上講義，道：“今天的內容，講的還不是非常具體，另有一些問題，尚未說到，我們明天還會有講座，歡迎大家再來。”
說這個話的時候，楊銳也是有些不安心的。明天要是人變的太少了，那可就尷尬了。
天底下的事，不是你拿出了好東西，大家就會認，若是那樣的話，科研界可就輕鬆了。
楊銳看向下方，下方的瑞典人也看向楊銳。
楊銳沒再說話，他是講完了。
瑞典人也沒有要站起來發言的意思，他們的集體主義在此時表露無疑。
楊銳有點失望，怎麼說也是很精彩的專案來著。
遲疑中，楊銳走下了講臺，如果動態質量重測法行不通的話，他就得快點考慮轉向了，在瑞典呆的越久，他的態度就越分明，得有足夠的聲望才能繼續呆下去。
一步，兩步，楊銳就要走出門的時間，掌聲突然響起。
還有幾名瑞典人，一邊拍手，一邊走上前來，似乎在表達隆重之意。
楊銳莫名的覺得自己像是帕瓦羅蒂銳：剛才我唱的莫非是歌劇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