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前藩太上皇鍋島直正非常識貨，從“靖波”號上購買的商品都是最先進的，也是最適用的。譬如75野戰榴彈炮，鍋島直正直接購買了四門，耗資三萬多兩白銀。
然而，這種外貿型號的火炮效能並不是最先進的先進，生產時有意進行了效能上的閹割。中國敢出口這種火炮，對自己的火炮製造技術非常自信，相信外國一時之間無法仿造。
“靖波”號離開肥前藩，下一站是長州藩。長州藩是外藩大名，歷任藩主皆與幕府不睦，彼此敵視、防範。
藩主為毛利氏，多性格暴烈，桀驁不馴。戰國時期，藩主毛利輝元與織田信長對抗。信長死後，毛利輝元又與豐臣秀吉妥協，參加執政，為五大老之一。
關原之戰時，毛利輝元站在德川家康對立面，為西軍總大將。戰敗後，毛利氏被德川減封，從120萬石減為29.9萬石。
1837年，毛利敬親成為長州藩主，任用村田清風展開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財政上，村田清風效仿薩摩藩，強行對商人賴賬，抵銷了長州藩的債務。又對藩內特產實行專賣制度，對農民橫徵暴斂。此外，長州藩還鼓勵學習蘭學，用西方科技開拓財路。
進入19世紀50年代，長州藩內分裂成了兩派。一派是繼承村田清風理念的的改革派，一派是主張因循守舊維持現狀的保守派。
藩主毛利敬親則成了傀儡，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維持平衡。因為凡事沒有主見，毛利敬親口頭禪是“就這麼辦”，被人嘲笑為“就這麼辦先生”。
長州藩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交替上臺，長州藩與幕府關係也越來越差。長潘店藩倒幕派勢力也越來越多，逐漸成為倒幕派最為重要的據點。
歷史上，長州藩在倒幕運動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長州藩出身的武士，長期霸佔日本陸軍，與薩摩藩武士控制海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長州藩武士中，比較有名的有：維新前三傑之高杉晉作、吉田松陰，維新後三傑之木戶孝允，久坂玄瑞，被譽為“明治憲法之父”的伊藤博文，被譽為“日本陸軍之父”的山縣有朋，井上馨，桂太郎，主持日俄戰爭的乃木希典，被譽為“豐臣秀吉再世”的兒玉源太郎、寺內正毅……）
在江戶三百藩中，長州藩與中華帝國的關係更為密切。美國佩裡准將第二次訪問日本時，長州藩武士吉田松陰冒著脫藩的大罪，前來拜訪佩裡，請求佩裡帶他到外國增長見識。
佩裡准將不願得罪德川幕府，拒絕了吉田松陰。恰巧陸雨晨訪美歸來，與佩裡准將一晤。於是，佩裡把吉田松陰交給了陸雨晨，吉田松陰也轉而來到中國廣州求學。
吉田松陰在廣州看到了希望，極力贊同中日親善，請求幕府派遣更多的留學生到中國。經過反覆的討論，幕府終於下定決心，從各藩選拔優秀武士，前往廣州留學。
長州藩有吉田松陰開拓在前，對派遣留學生極為熱心，與中國的關係也更為親睦。
因此，當“靖波”號抵達長州藩後，胡雪巖、古應春等人受到長州藩武士的熱烈歡迎。長州藩武士一向與幕府為敵，做事不計後果，大肆從“靖波”號訂購軍火。
長期秉政的改革派領袖村田清風，此時已經身患絕症，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聽說“靖波”號來訪，村田清風還是從病床上掙扎著起來，到碼頭上近距離觀察了“靖波”號戰船。
村田清風主持藩政期間，以下級武士、富農、富商為基礎，改進特產專賣制，改革兵制，興辦洋學，增強了藩內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後來長州藩在討幕運動中取得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胡雪巖聽說來人是德高望重的村田清風，亦下船與村田清風會晤。
村田清風病容憔悴，與胡雪巖一見如故，望著龐大的“靖波”號，不禁感嘆道：“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東亞人自造的戰船，遨遊在東亞的海洋上。”
胡雪巖為之一動，說道：“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只要中日親善，日本積極向中國學習，未來一定可以振興。”
村田清風苦笑一番，嘆道：“我老了，不中用了，未來要靠年輕人。”
一旁有個名叫桂小五郎的下級武士，忍不住插話道：“村田大人主持藩政期間，受到歷任藩主的信任，並大力推行改革。如此經營二三十年，長州藩才有當今雄藩的景象。
“可如今，大人病重，保守派勢力抬頭，藩主又習慣做和事佬。一旦村田大人亡故，保守派恐怕就要執政。他們頭腦簡單，盲目攘夷，我真不敢想象今後長州藩會變成什麼模樣。”
這位桂小五郎只有二十多歲，卻思維敏捷，見識高遠，受到村田清風的提攜。
村田清風主持藩政期間，有兩項舉措最受武士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