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吳又可的瘟疫論，在大漢得到廣泛傳播。
吳又可著有的《瘟疫論》，乃是他潛心鑽研，認真總結，這才提出了一套新的認識，強調這種病屬溫疫，非風非寒，非暑非溼，非六淫之邪外侵。
而是由於天地間，存在有一種異氣感人而至，與一般的傷寒病絕然不同。
在原史上，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成書約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原書失散後，經王叔和等人收集整理校勘，分編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系統地分析了傷寒的原因、症狀、發展階段和處理方法。
創造性地確立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從而奠定了理、法、方、藥的理論基礎。
不過在這個時代，由於生產力要略高於原史，再加上張仲景如今的身份，所以他才能提前二十多年時間，在公元179年，著寫出傷寒雜病論。
這其中雖然也有，對瘟疫的介紹，但終究因為時代的緣故，有些過於片面。
而吳又可的瘟疫論，則是不論從病因、病機到診斷、治療均有區別，使其與傷寒病分開另論，可以說，這是專門治理瘟疫的。
只能說，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在治療瘟疫這方面，哪怕是強如醫聖張仲景，都不是吳又可的對手。
而吳又可這一世的身份，乃是張仲景師弟，在大漢的名氣，還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瘟疫論，瞬間引起醫家的關注，這裡面，自然包括了張仲景。
吳又可在該書中，所列瘟疫病種極多，諸如發頤、大頭瘟、蝦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瘧疾、痢疾等急性傳染病。
他明確指出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時不正之氣所為，其症狀與師兄張仲景，所以著的傷寒看起來相似，而實際上還有有許多迥異。
由於古書從未分別，吳又可便在書中加以分辨論述闡明，並論著制方。
而這其中，最著名的劑方有達原飲、三消飲等，示人以疏利分消之法。
在治療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達原理論，臨床治療收到很好的效果。
還有他的“癘氣”之說，在王羽的解釋和提點下，首先肯定它是一種物質，“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也從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時而有其氣”的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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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吳又可還指出癘氣是多種多樣的，有特適性的，更有偏中性的。
可以說，吳又可的瘟疫論，開啟了這個時代醫家的大門。
正是因為他的出現，給這個時代提供了，先進的瘟疫治理理念和相關知識，使得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醫家弟子按照瘟疫論上面，所說的方法，對關東地區百姓進行隔離，進一步遏制瘟疫的傳播。
可以說，在瘟疫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無論是處於進攻方面的黃巾軍，還是處於防守方面的漢軍，基本上不用考慮打起來了。
對此，雙方勢力心知肚明！
但也只能選擇聽從。
畢竟，命只有一條。
或許是大漢的國運，已經快要到了終點站，在瘟疫還沒有真正控制的中平二年二月，京師洛陽發生火災，南宮被毀。
宦官中常侍張讓、趙忠等，當即出言這是上天的預兆，勸靈帝稅田畝以修宮室、鑄銅人，震壓黃巾起義。
不得不說，張讓的亂政技能真是無比恐怖，讓原本政治屬性不弱的漢靈帝，基本上變成了政治昏聵者。
在張讓的技能壓制下，他居然還真聽了這樣，聽起來都不靠譜的話，於是下詔號令天下，除正常租賦之外，畝稅十錢助修宮室。
由於黃巾起義，還未被漢軍給平復，所以劉宏並沒有像原史，所做的那樣，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運送京師。
可即便如此，依然是作了一手好死。
諫議大夫劉陶聽到後，當即上疏言政事八條，認為天下之亂，皆由宦官。
尤其是現在，黃巾軍還在大漢境內肆虐，十常侍居然還敢攛掇當今皇帝，做出荒唐之事，簡直就是罪不可赦。
劉宏雖然很惱火，但因為劉陶這個人有才能，而且在儒家之中的威望，那是非常之高，所以並沒有治他的罪。
但這不代表，那些被他參一本的諸多太監，就願意接受這樣的罪責，被蓋在自己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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