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文質淡聲道，
“可太祖爺不是也說過，‘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而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嗎？”
佟正釗笑道，
“可我不懂戲，也不愛聽曲兒。”
薛文質以為佟正釗是在自謙，
“作曲又不是寫八股文章，流俗小調又不難學，太祖爺當年在軍中禁戲，說‘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但如今遼東軍中挾妓飲宴蔚然成風，禁無可禁，早就不似洪武年間了。”
佟正釗有些尷尬地笑了笑，不知道該如何對古代人解釋自己是真的聽不來那些中國古典樂曲，他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一代人，對中國古代戲劇“天生”就沒有那根弦。
現在讓他彈個鋼琴多少還會幾支練習曲，但再教他重頭開始學那些元曲、南戲和雜劇，那簡直就是“瞎子摸象”。
佟正釗上輩子的生長環境就決定了他根本不可能像真正的古代人一樣，能在一種沉浸式的環境中去學習體悟古代戲劇的音韻。
想到此處，佟正釗就不免一陣遺憾，自己怎麼偏偏穿越到了陝西而不是兩廣呢？
歷史上在萬曆十一年時，利瑪竇已經把古鋼琴抬入了廣東肇慶的天主教堂仙花寺中，倘或能去教堂彈琴編西洋曲，可是要比現學現賣地作元曲容易多了。
但又轉念一想，穿越到廣東還要再學一門古粵語，否則日常溝通都成問題，便也歇了這抱憾的心思。
薛文貞也以為佟正釗是在謙虛，但她作為這個世界唯一領教過佟正釗“雄圖大略”的傾聽者，立刻把佟正釗的遲疑歸結為一種政治性恐慌，
“就是，太祖爺、成祖爺那會兒的禁戲早就是老黃曆了，至於‘因戲言獲罪’，那就更是少見了，憲宗爺、武宗爺和先帝生前都愛在宮中聽曲觀劇，也沒聽說有哪個劇作家因戲本而見罪於聖上的。”
薛文質亦道，
“佟兄若胸有丘壑，不如託戲言志，填上兩闕戲詞交給我們兄妹，我們自可託秦王府中的樂戶將佟兄的大作在秦王面前唱演出來。”
“這流民之中也有許多識文斷字之人，希圖借譜曲作戲而贏得秦王青眼者亦不在少數，何況民間曲目浩如煙海，這藩府樂戶唱上一兩支新調也不是甚麼格外引人注目的奇事。”
佟正則出聲問道，
“現在藩王府邸中還有樂戶嗎？我記得嘉靖四十四年的時候，朝廷不已經藉著《宗藩條例》把供給藩王府邸的樂戶全部裁撤了嗎？”
薛文質回道，
“這條規定在萬曆十年的時候就改了，現在藩王府中的樂戶數額還是太祖爺時定下的老例，共樂工二十七戶、樂舞生一百二十人，演出時俗樂、雅樂不拘，只是不許藩王狎近女樂而已。”
薛文貞到底是在宮裡住過的秀女，對於禁中玩樂畢竟有些見識，
“不僅藩王愛聽戲，宮裡也是一樣。”
“皇帝為了自己和李太后能在宮裡隨時聽戲，還為此在內廷專門設立了‘四齋’和‘玉熙宮’，分別養了兩、三百員的近侍專門學唱宮戲和外戲。”
“李太后就最喜歡聽宮外的新編戲文，還記得‘倒張’是怎麼開始的嗎？不就是皇帝在與李太后聽宮裡的戲班唱《華嶽賜環記》時，聽到戲文裡用了一句《左傳》中的‘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嗎？”
佟正釗知道薛氏兄妹說的是實話，歷史上的萬曆年間的確是晚明戲劇創作最輝煌的巔峰時期。
但是對於自己一個連南曲和北曲都分不清的現代人來說，別說即興填詞創作，就連直接文抄湯顯祖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佟正釗默然片刻，不說同意，也沒有一口回絕，只是繼而問道，
“那第三種人呢？”
薛文質笑了一笑，似是俳優終於抖開了最後一個包袱那樣放鬆下來，他伸手從盤中拿起一塊油饃片兒，
“第三種，是精通醫道的醫者。”
薛文質咬了一小口油饃，舒展著眉眼笑道，
“佟兄也知道，自從嘉靖爺時，楚王府出了一個李時珍，這略通醫道又想借此飛黃騰達之人便紛紛自薦於各地王府，就連如今的流民之中，也有一些方術之士想憑此妙手回春之技投靠秦王。”
“聽聞佟兄博學廣知，若是對醫道有些研究，我那親戚便可趁此機會，為佟兄在秦王面前引薦一二，不知佟兄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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