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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該是布呂寧總理和他們好好地談一談有關如何削減《凡爾賽和約》的戰爭賠款以及對於德備嚴格控制的時候了。
“就像幾位閣下所看到的那樣，我們的民眾現在過得很不好。即使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我們的失業率數字也已經高得很可怕了。再這樣下去，暴動的產生就會成為在所難免的事了。請原諒，但德國真的需要幾位再做出一些讓步了。我們願意做出賠償的意願沒有改變，但我們沒可能再在這樣的形勢下繼續持續支付高昂的賠款了。”
由布呂寧總理所提出的，當然是一個對於現在的德國而言十分重要也十分現實的問題。在持續的失業率以及糟糕的形勢之後所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危害也並不是他所誇大其詞的。但是有關戰爭賠款的削減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卻並不是本次會議的重點。
毫無疑問地，這場會議的重點是——“裁軍”。
簡單來說，以美英法為首的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出於更長久地保持和平這一目的，希望各國都更積極地加入到銷燬武器，以及減少軍備的行列中來。
而在這場裁軍會議中，布呂寧總理卻是一反其它與會國“銷燬武器”的聲音，並從他們所信奉的“道義”於“公平”出發，為德國提出了“軍備均等”這一概念和要求。也就是說，他希望在各國都進行裁軍的情況下增加德國的軍備，以達到和自己的鄰國法國“軍備均等”，或是隻是在軍備上略遜於對方的目的。
在提出這個幾乎能讓滿座皆驚的要求的時候，布呂寧還表示“只有達到足夠的公平，戰爭才不會到來”。
這個說法在2020年的時候幾乎可以說是可笑而愚昧的，但是在1932年的時候，布呂寧所提出的“軍備均等”一說卻是在多地都得到了呼聲極高的聲援。
在英國，《泰晤士報》把布呂寧所提出的這一建議看成是“實時補救不公平的待遇”。
而《新政治家報》則顯然十分認同這位德國總理所提出的“公平”一說，並就此發表看法——“這是無條件認可了各國平等。”
當這樣看似根本就不可能的情況真正發生了的時候，這場會議所擁有的意義就改變了。諾曼·戴維斯甚至在日內瓦給法國總理塔迪厄打了電話，讓他立刻從巴黎趕往日內瓦，來應對眼下的情形。
但是讓布呂寧費勁了心力才為自己的祖國爭取來的這一可能性真的是德國民眾內心真正渴望的嗎？起碼，在他真正取得成功以前，他是不可能知道的了。
只是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共和國上下並不是一條心的。
事實上，在共和國總理布呂寧作為德國代表團的成員出席這場會議之前，他在德國國內的地位就已經很不穩固了。對於他來說，他不僅需要在這場裁軍會議上為自己的國家謀求到更多的利益，他更需要憑藉自己在外交上所取得的重大進展來穩固自己在德國國內的地位。
可就是在布呂寧出席裁軍會議的同時，有一位他的競爭對手也在法國進行大肆的外交活動，這位已經在興登堡那裡贏得了許多信任的競爭對手施萊歇將軍告訴法國大使——“布呂寧很快就要倒臺了，他代表不了德國。你們不要再同他談判了。”
對這些毫不知情的布呂寧就這樣在日內瓦進行了漫長的等待卻最終都沒有等來法國總理。
他的計劃泡湯了，這讓在裁軍會議上空手而歸的布呂寧走上了絕境。
而更可悲的是，對於布呂寧在裁軍會議上所提出的“軍備均等”，它在德國國內甚至沒能贏得比在英國國內更多的關注。
九年前，德國民眾曾響應了那時他們還信任著的共和國政府的號召，對入侵魯爾的法國和比利時軍隊實行了消極抵抗。
九年後的今天，他們卻似乎對維持著國家運轉的共和國政府實行了他們的“消極抵抗”。
或許直到布呂寧被興登堡總統解除總理職務的那一天，他也依舊不能夠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輸得如此一敗塗地。
而僅僅是在一年之後，希特勒就將以他對於德意志的絕對統治來詮釋這一切一切的不解——民眾早已對共和國政府失望透頂了。人們對於共和國政府的軟弱也早已恨透了。他們對於共和國政府的絕對不信任甚至導致了他們對民主制度本身的不信任。
於是最後，德國人利用了選舉制度，透過選舉推翻了這項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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