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在採寫中，我深深感到，中越兩國人民在共同的戰爭中結下的友誼用鮮血凝成，任何曲折都不能磨滅它。
王硯泉將軍總是念念不忘，在越南抗美救國戰爭中，武元甲、文進勇經常到昆明休假。一旦來到美麗的滇池邊，這兩位越軍統帥總是馬上點名要見王硯泉。
昆明軍區副參謀長田大邦回憶說，1975年春他作為中國軍事代表團去越南訪問，正值越軍主力向南方調動，參加解放西貢的戰役。戰情如此，正在河內的王承武將軍還請田大邦和另一位當年的中國顧問到自己家中吃了一頓飯。
中國顧問周耀華的夫人聶如惠告訴我，周耀華在越南的時候，和越南官兵關系很好，和武元甲也建立了友誼：“1954年6月，我的第一個兒子出生了，我和周耀華為他起名‘周越明’，這名字包含一種紀唸的意義，紀念我們在昆明的相識，還紀念我們在越南的經歷。1961年，武元甲和夫人到昆明來休假，周耀華和我帶著越明去看望他們。武元甲得知我們的孩子叫‘越明’，不由地說：‘可以叫週中越嘛！’於是，我們的孩子改名叫‘週中越’。”
不過，武元甲將軍也許不會想到，就是這位週中越，在1984年已經成長為一名解放軍炮兵的營指揮員，參加了中越邊境作戰。
退役前擔任中國軍事博物館副館長的董仁對越軍第312師始終抱有特殊的感情，我在他家中看到了1960年代初第312師師長黃琴寄來的該師戰史，是請董仁提意見的。一同寄來的還有黃琴署名的一封信，大意說，由於仍然處於戰爭中，所以這部第312師戰史中沒有留下中國戰友的名字，但是中國顧問的業績已經留在越南戰友的心中了。
對中越兩國關系問題，中國顧問們非常關心。原中國民航總局副政委許法善在越南當顧問的時候，他的主要工作夥伴是阮仲永，後來阮仲永擔任了越南駐中國大使，但在他的任期內，中越關系已經嚴重惡化了。有一次，阮仲永到北京首都機場送客，意外地見到了在那裡擔任領導工作的許法善，十分動情。阮仲永不久後再一次到首都機場的時候，即要機場工作人員打電話向許法善通報。許法善趕去看望，發現阮仲永還沒有吃早餐，就立刻為他安排了。
不久，阮仲永透過中國外交部要求會見許法善。經同意，這兩位抗法戰爭中的老戰友在中國民航局大樓裡會面，共敘當年。阮仲永反複說：“在抗法戰爭中，我們的關系是很好的，你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我是不會忘記的！現在。越中兩國關繫上空出現了一片烏雲，但是我相信，這片烏雲會過去的。烏雲過去之後，又是一片燦爛的陽光。”
臨分手的時候，阮仲永告訴許法善：“我的任期就要滿了，該回國了。臨走前我要舉行一次酒會，到時候請你一定來。”許法善向阮仲永贈送了一件小禮品——中國民航的飛機模型——並答應說，一定爭取去。
不久以後，越南大使館送來了請柬，許法善如約前往。酒會上，許法善見到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述卿，談起和阮仲永曾經共事的經歷。劉述卿說，是啊，阮仲永大使向我們多次提到你，要求和你會見，我們就同意了。見面是好事情。
正在這時，阮仲永走了過來，在劉述卿面前回憶當年與許法善在一起的戰爭歲月。
劉述卿對阮仲永說，是呀，過去我們的關系多好呀，為什麼要像現在這個樣子呢？請你回去告訴貴國領導人，不要這樣下去了。貴國的軍隊應該撤出柬埔寨，這樣做對你們是有好處的。
阮仲永連連點頭，說：“是的，是的，我回去後一定要轉達這個重要的意見。”
酒會臨近結束時許法善告辭，阮仲永特意從二樓一直送他下來，直到門口。許法善勸阻說：“酒會還沒有完，你還有客人，快回去招呼客人吧，為我出來多不合適呀。”
但是阮仲永動情地說：“沒關系，你是老戰友呀，你和別人不一樣！”
他們分手了，從此再沒有見面。這是1980年代初的事情。
訪問張英、侯寒江先生的時候，他們都問過我：“為什麼中越關系會在1970和1980年代逆轉成這個樣子？”
我當時說：“這個問題原本應該由我提出來呀。”
我深深地感謝當年的顧問們，他們每一個人都幫助了我雖然有幾位沒有見面談上話）。他們都樂於回答和回憶，認為這樣做是對一段重要的歷史負責。這一點，正是我們在過去做得非常不夠的地方。我們不能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有著悠久歷史，就忽視歷史、埋藏歷史，這樣的話會把歷史引入巨大的誤區。
我訪問過的所有原顧問團成員，那段歲月都在他們的腦海裡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我益發感到有責任，不管寫作持續多久，也要最終完成之。
幫助我堅定這個信念的還有曾擔任雲南東南亞研究所所長的陳呂範教授。他是我的前輩，曾與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當我開始中越關系史研究時，陳呂範教授給予我重要的幫助。1988年的一天，當我們一起走進東南亞研究所的藏書庫時，我看到了關於奠邊府戰役的英文專著《狹小盆地中的地獄》he in a very sa pace），作者是美國的伯納德·富爾bernard b.fu），他1926年出生於法國，後來到了美國，成為記者和歷史學家。這部500頁的著作是作者採訪大批奠邊府戰役當事人，並參閱文獻資料完成的，是迄今為止描述奠邊府戰役的最權威的英文著作，初版於1967年。完成此書後，作者即奔赴越南戰場，打算採寫新的著作，不幸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當我在1990年代去到美國的時候，看到這部書又再版了。
當我讀完《狹小盆地中的地獄》，深深敬佩作者之餘，亦捫心自問：“他做到的，我行嗎？”
陳呂範教授說：“你能做到。”
“在中國，寫當代史，又涉及當代國際關系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說。
“你能做到。”他很肯定地說。
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了，這場戰爭會被歲月遺忘嗎？
1990年代初，我赴美國從事研究的時候，美國的軍事雜志正在接連不斷地刊載有關“沙漠風暴”的研究文章，著名的軍事雜志《軍事觀察》iitary revie）於1992年1月號登載了資深軍史研究者辛普森hopson）的長文《奠邊府戰役的教益》the essons of dien bien phu）。作者寫道：“事隔37年之後繼續研究奠邊府戰役對今天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它能從不同角度對當代區域性戰爭提供有益的經驗：它清楚地表明瞭遊擊戰爭的靈活性及其力量，這種戰爭能夠改變一個區域的戰爭程序……從習慣性的常規戰爭角度看待遊擊戰，因而低估對手是嚴重的軍事錯誤。在遊擊戰爭中，在複雜的地形和多變的氣候條件下，過分依賴空中補給會導致災難性結果。”但是，這篇文章沒有談到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存在。我給作者去了一封信，指出這點。
不久，居住在愛爾蘭的辛普森先生回信，同意我的觀點，並說他之所以未能指出這點主要是缺乏材料的緣故。不過，他正在富爾的著作基礎上撰寫關於奠邊府戰役的新著，他將在新著中對此加以彌補。他還說，在揭示中國軍事顧問團的歷史作用方面，中國作者的作用是他人無法替代的。
辛普森先生的信從另一個角度堅定了我的決心。在美國，我有條件接觸到許多與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有關的英文著作和資料，還利用了美國國家檔案館按期解密的檔案。
歷時八年，本書終於完成了。我感到高興的是，中越關系經過曲折之後又走上了全面正常化的道路。這符合中越兩國人民的願望。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歷史，總結歷史的教益，使過去的曲折不再出現，使昔日的友誼更加深入人心。
我願意對年輕的朋友們說：你們生活在一個有著持久和平的年代裡，你們更有條件理智而全面地審視歷史，進而創造新世紀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