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法國殖民者在柬埔寨也得手了。
柬埔寨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早在公元世紀就出現過早期國家扶南。到19世紀，柬埔寨國勢衰弱，成為越南和暹羅王朝爭奪的物件。第一次《西貢條約》的簽訂，使法國殖民者從越南君主手中奪取了對柬埔寨的宗主權。1863年，法國殖民者強迫柬埔寨的諾羅敦國王簽訂了“保護條約”。根據“條約”，法國向柬埔寨派遣一個留守使，實施對柬埔寨的保護。沒有法國的允許，柬埔寨不得接受其他國家派遣的領事。1867年，法國又與暹羅簽署條約，暹羅承認法國對柬埔寨的保護。
1887年，法國將越南和柬埔寨合併為“印度支那聯邦”。19世紀末，又將寮國併入。印度支那聯邦中央機關首腦是由法國政府任命的總督，受法國政府殖民部領導。法國殖民者一方面將越、老、柬三國合併在一個聯邦內，另一方面又不斷製造矛盾，這一切都為日後印度支那問題的複雜化種下了禍根。
[1]在此以前，學術界的傳統看法認為，交趾始終指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區，且論著甚多。
[2]成書於14世紀後期和15世紀後期的越南最早的兩部史書《越史略》和《大越史記全數》中，有關4000年前紅河流域有“文郎國”並由“雒uo，音洛）王”或“雄王”統治之說。其實，這都是從中國古籍中極勉強地引申出來的。北魏酈道元約470～527）所著《水經注》曾引文說：“朱吾在今越南廣平省境內）以南有文郎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息。”可見文郎人的生活是極原始的，離國家形態和概念還相去甚遠。截至目前，現存的任何史料都不能證明世界上曾有一個“文郎國”。用構思小說的方法狀寫歷史，那是不嚴肅的。“雒王”說最早見於酈道元《水經注》中的引文，或許有點部落首領的意思。對“雄王”一詞，據大多數學者考證，即古代雕版時“雒”字之誤，致使某些缺乏論據又硬要推溯先祖的史學家以訛傳訛。公正地說，這些說法都只能是遠古的神話和傳說，和正史畢竟是兩回事。
[3]如越南史學家明崢所著《越南社會發展史研究》三聯書店1963年出版）一書中就寫道：“馬援改革政治，建城郭，掘河渠，分封土地，雒將制度被廢除，縣令制度取而代之。根據這些重要的事實，我們看到生産力發展了。”
[4]在安南都護府治下。
[5]《清實錄·仁宗實錄》卷111，12頁。
[6]為了指導李鴻章的對法談判，清政府確定了幾項重要原則：一、越南對中國的“世修貢職”應當繼續；二、通商一節，若在越南地面互市，尚無不可，如欲深入雲南內地，處處通行，將來流弊必多，亟應預為杜絕；三、要保護黑旗軍；四、不賠款。《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4，第14頁。）
附錄二 風雲際會中越近代史
晚清時候，中國和法國勘定中越邊界，從1885年開始，1897年結束，歷時12年。
由於10世紀以來中越兩國長期存在宗藩關系，在中法戰爭之前，中國和越南之間沒有一條經過正式勘定的邊界線，但是兩國已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形成了各自的管轄範圍。中法兩國勘定中越邊界，以辨認中法戰爭之前的中越舊界為基礎，按桂廣西）越和粵廣東）越、滇雲南）越兩個方向進行。
1885年8月29日清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奕向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報告，已經接到法國政府照會，法方勘界官員浦理燮等六人已確定，不久抵達河內，因此中國也要派出勘界官員。
清廷當日決定，任命內閣學士周德潤為欽差勘界全權大臣，趕赴雲南，會同雲桂總督岑毓英等主持滇越勘界；派鴻臚寺卿鄧承修前往廣西，會同兩廣總督張之洞、廣西按察使李秉衡等主持桂越和粵越勘界事宜。
在此之前，清政府派出測繪人員前往中越交界地區繪制了地圖。光緒皇帝於1885年8月31日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明確指示諸位軍機大臣和雲桂總督岑毓英、兩廣總督張之洞：“越南北圻與兩廣、雲南三省毗連，其間山林川澤華離交錯，未易分明。此次既與法國勘定中越邊界，中外之限即自此而分，凡我舊疆固應剖析詳明，即約內所雲或現在之邊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遷就。”[1]
乘著中國軍隊在越北戰場連連獲捷的餘勇，此時光緒的態度還算比較堅決。三個多月後的11月8日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二），光緒再次諭示各勘界大臣：
此事關系重大，必應慎之於始。各處所繪地圖詳略不一，法使所攜，難保不互有異同；目前分界，自應以大清）《會典》及《通志》所載圖說為主，仍須履勘地勢，詳加斟酌。[2]
九天後，光緒又諭示：“總之，分界一事，有關大局，周德潤等務當詳度地勢，設法辯難，多爭一分即多一分之利益，切勿輕率從事。”
此時的光緒皇帝還有一個如意算盤，他希望：
若於兩界之間，留出隙地若幹裡作為甌脫[3]，以免爭端，最為相宜。[4]
但是法國談判者的態度十分強硬，與中國代表爭執不休。此時，隨著朝鮮問題日益尖銳，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陰雲正悄悄升騰起來。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先自手軟了，想把中法勘界這樁事當成包袱甩掉。這時，又有一個英國人冒了出來，他就是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的赫德——作為一個外國人，他長期把持了中國海關的最高職務。他於1886年1月13日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九）致函中國總理衙門，施加壓力：
現在中國若毫無釁端牽及於法國，則法國當不日自退而罷其兵。若中國稍有牽及，恐法將舍彼而尋釁於中國。若不牽及之要，則唯在中國守約。而守約之要，則為兩端：一則分界事務須照新約明文辦理；一則邊界通商章程須照新約明文商議。若中國於此少有違易，則法國必執為柄，而尋釁有詞。[5]
清政府很快採取了妥協政策。從1886年初起，軍機處一再傳達諭令，指示談判大臣：“凡越界中無益於我者，與雖有前代證據而今已久淪越地者，均不必強守。總期速勘速了，免至別生枝節。”[6]
1886年12月3日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光緒皇帝又明令軍機大臣：“我兵駐紮，只須認定現在中國界內之地堅守勿移。其餘邊荒瘠苦之區，無論一時無從論及，即使劃歸於我，設官置戍，費餉勞人，水土失宜，瘴癘時作，將來種種窒礙，不可列舉。總之，自強之道，全不在此，切勿徒鶩虛名，不求實際。”[7]
這就使在此之前竭力爭取談判主動的中國代表陷入了十分困難的境地。
1886年8月1日，中法雙方在保勝老街）議定《勘界辦法節略》，明確勘界時應當遵守的原則和方法。雙方會商時，中越邊境地區的抗法力量十分活躍，使法國代表對前往邊界線踏勘一事恐懼不安，乃提出“就圖定界”的要求，即雙方不事先踏勘整個邊境線，而是出示各自準備好的地圖，凡雙方圖線一致的，就互相確認；彼此不符的，待該段邊境線“平靜”後“再行補勘”。這種草率不恭的做法被中方拒絕了。
雙方約定，先勘定由保勝到龍膊河一段邊界。1886年8月12日，中法勘界人員分別從保勝出發，向紅河上游航行。8月20日，法國船隊在者蘭受到當地抗法力量襲擊，法國官兵被打死13人，其餘勘界人員逃回保勝。於是他們再也不敢循邊勘界，轉而堅持“就圖定界”。這本來是爭取談判有利地位的一個機會，可是清政府居然同意了。
1886年10月19日，中法雙方在保勝簽訂《滇越邊界勘界節略》，這是中越邊界雲南段劃界的基本檔案。
這個“節略”簽訂以後，法國資本急於開啟中國西南門戶，以期迅速奪取商品傾銷市場和廉價原料産地。法國駐華公使恭思當一再要求清政府簽訂對法國更加開放的商務協定。恭思當還再三說：“商務茍可通融，界務亦可稍讓。”這個暗示對清政府吸引力很大，兩國代表於是就議而未決的界務問題再行談判，於1887年6月26日簽訂了《續議界務專條》和《續議商務專條》兩個檔案。
在貿易方面，清政府大大讓步，同意在雲南蒙自、蠻耗後改河口）兩處開放商埠，凡進口稅減免十分之三，出口稅減免十分之四，還準許法國在廣西龍州、雲南蒙自分別設立領事館。同樣，法國則表示願意同中國會商以前沒有解決的滇越邊界“第二段”和“第五段”問題。雙方議定，這次根據談判而定的二、五兩段邊界線，在地圖上用紅線標出來，這就是滇越邊界談判中“紅線”的來歷。法國同意中國收回大賭咒河流域的原有領土。經過一番周折，“第二段”邊界劃定。但在“第五段”，法國迫使中國將猛梭等地劃給越南。清政府竟以“荒遠瘴癘，棄之不足惜”為由，原則上同意了法國的要求。只是因為雙方“就圖定界”，在事先沒有作實地踏勘的情況下鬧出了許多村寨、河流名稱上的混亂，“第五段”的界線問題實際上沒有解決。
《續議界務專條》簽訂後，雙方開始按圖逐段履勘。從1887年一直持續到1895年，雙方勘界官員幾經更疊，但談判焦點主要集中在“第五段”上，雙方爭執激烈。直至1895年，法國代表仍堅持按照法方提出的界線會勘。中國代表無法接受，最後形成變通辦法，在地圖上對中國代表可以接受的界線標以紅線，將法國代表要求的界線志以藍線，將這份紅、藍兩線圖上報雙方政府定奪。
19世紀的中國，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沉淪的中國，也是任列強宰割的中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的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簽訂《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島，以及澎湖列島。日本帝國朝著遍體鱗傷的中國狠狠砍了一刀。
伊藤博文沒有想到，六天之後的4月23日，俄國、德國和法國的駐日公使聯合照會日本政府，“勸告”日本放棄遼東半島。為了作這番“勸告”，俄國還在遠東迅速集結兵力，命令遊弋於遠東海面上的軍艦作好戰鬥準備。此時，打完了甲午戰爭的日軍已精疲力竭，5月5日，日本宣佈接受三國“勸告”放棄遼東半島，條件是中國增加戰爭賠款3000萬兩白銀。
就在此時，中法兩國關於中越邊界談判的地圖送進了北京紫禁城。令清政府吃驚的是，邊界談判中又冒出了“滇越邊界第六段”。原來，法國於1893年侵佔了寮國，將寮國併入印度支那聯邦，因此要求一攬子解決中老邊界問題。法國提出，既然該國參與幹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有功，理當索酬，所以要求清政府把原屬雲南的猛烏、烏得將近8萬平方公裡，均在今寮國豐沙裡北部）割讓給法屬寮國。
孱弱不堪的清朝政府在外交上無所作為。1895年6月20日，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表和法國公使在北京簽署《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對“第五段”，除一小段界線未動外，確認了法國標出的藍線。不僅如此，“附章”還一攬子解決“第六段”問題，劃定了中國和寮國的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