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史書檔案、《清實錄》及其他材料，從康乾盛世初期開始，各種形式的鬥爭已在頻繁出現，發展雖不平衡，卻此伏彼起，連綿不絕，不斷衝擊封建統治秩序，對清政權構成的威脅日甚一日。
清朝文字獄不單單是針對漢族人，文字獄還涉及滿人。
正紅旗的禮部侍郎世臣因詩句“霜侵鬢朽嘆途窮”惹得乾隆很不高興，又見“秋色招人懶上朝”更不高興，再見“應照長安爾我家”，乾隆認為世臣數典忘祖，把世臣趕回老家黑龍江。
世臣寫詩被撤職，還算好的。同樣是滿人，廣西巡撫鄂昌更冤。他與朋友的唱和詩中，把蒙古人稱為“胡兒”。乾隆說滿蒙一家，罵蒙古人就是罵我。賜自盡。
從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員大多是下層文人，有文學青年，還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連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倖免。
搞這種東西基本上都是一個套路，韋寶也一樣，首先是鼓勵官民和官官之間揭發和檢舉、告密。
然後是動員國家力量抄家，尋找定罪的蛛絲馬跡，在藏書和文章中找所謂的罪證。
罪狀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
給思想文化、士人風氣帶來惡劣影響。
讀書作文動輒得禍，文人學士只好泯滅思想，丟掉氣節，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誦孔孟程朱的教誨以求科舉入仕；或者遠離敏感的學術領域，遠離現實，把全部精力用於訓詁、考據的故紙堆中，史稱乾嘉之學。
文字獄敗壞了官場風氣。清朝官員大多數是科舉入仕。
作為文人，他們有可能成為文字獄的犧牲品；作為官僚，他們又是文字獄的製造者或幫兇。
他們一方面不願意自觸文網，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願因為貫徹皇上諭旨不力，不能嚴究文字之責而獲罪。
於是他們只有向著謹小慎微、沒有節操的方向發展。
造成了社會恐怖，摧殘了人才。
許多知識分子不敢過問政治，從而禁錮思想，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為邀功之路。
在這種環境裡，哲學不見了，理論不見了，中國文化一向重視現實，重視人生，重視政治，重視倫理的傳統不見了。
這些對於滿清的危害很大，但是韋寶卻一點不擔心在大明造成多大危害，韋寶反而覺得，東林黨就是言論太過自由的產物。
一幫東林學派的興起，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
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題，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
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
他們不顧道路遠近，紛來沓至，人數之多，竟使東林書院的學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
東林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
那時所謂的“黨”，不同於近代的政黨，既沒有固定的章程，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動，經歷了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長達半個世紀。
由於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往往是透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
概括起來，大致是：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韋寶認為東林黨人“缺乏治國才能”，“黨同伐異”，他們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對於明朝的滅亡“晚明的黨人們”都負有“歷史的罪責”。
就是因為這幫人言論太過自由，才搞的天下烏煙瘴氣，如果魏忠賢真的是恐怖施政，自然會有人推翻他，不必讓官員拉幫結派，搞的民不聊生。
而且，韋寶搞的文字清查對東林黨影響最大，卻也不是專門針對東林黨的，所以，這一點，就連東林黨自己也不能合起來反對韋寶，否則就是反對皇帝。
這才造就了韋寶如今的地位。
現在韋寶又要與英國公府聯姻了，韋寶地位上升之快，可想而知，一個才剛剛十五歲的人，已經是正四品官員，又是探花郎出身，韋大人儼然已經成為了大明最具成為茶餘飯後談資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