蔭掩了。正是這種蔭掩，使中國思想領域裡剛剛露頭的人文主義思潮退歇了，封建統治還會延續一個漫長的清代。
《清忠譜》帶有很大的紀實性，《曲海總目提要》說它“事皆據實”，甚至可以對歷史記載作出補充。它所反映的事件——發生於一六二六年的東林黨人周順昌的冤獄事件——曾引起過許多戲劇家的興趣，據祁彪佳《曲品》記載，寫這一事件的劇作先後曾產生過三吳居士的《廣愛書》、白鳳詞人的《秦宮鏡》、王應遴的《清涼扇》、穆成章的《請劍記》、高汝拭的《不丈夫》及未著姓氏者的《孤忠記》等。誠如吳偉業在《清忠譜序》中指出的，這個創作熱潮，在魏忠賢案剛剛布露時就形成了：
逆案既布，以公（指周順昌——引者案）事填詞傳奇者凡數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譜》最晚出，獨以文肅與公相映發，而事俱按實，其言亦雅馴，雖雲填詞，目之信史可也。
這不有點象當年嚴嵩勢力剛敗即演《鳴鳳記》的情景麼？由此可見，傳奇創作從明代到明清之際，越來越成為一種十分普及、十分趁手的吐憤舒志的工具，一種編制迅速、反響熱烈的宣傳樣式。據張岱《陶庵夢憶》記載，當時另一出記述魏忠賢罪孽的傳奇《冰山記》上演時，觀者竟達數萬人，臺上演出的人和事都是臺下觀眾所知道的，因此反應非常熱烈，有的時候觀眾對劇中人名的呼喚聲和對劇中冤情的氣忿聲，就象浪潮奔湧一般。這種萬人大集會，這種氣氛，這種巨大的心理交流，如果以人文主義思想為基礎、為指導，是有可能較早地鳴響封建社會的喪鐘的，但如所周知，事情並非如此。人民的情緒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對魏忠賢的控訴上，而魏忠賢的罪名則是“逆賊”：叛逆了正統的封建宗法制度。應該說，這一批及時湧現的劇作也參與了這種對人民情緒的引導工作。作為這批劇作的後起者和代表者的《清忠譜》，就以周順昌這一藝術形象對人民的情緒作了有利於封建王朝的吸附。如果這出戏的皈依不是這麼一個一時失信於朝廷的忠臣，而是一個敢於問一問產生魏忠賢的客觀原因，敢於在市民的利益上多作一些考慮，敢於在思想實質上對封建主義保持一點獨立性的人，那麼，那種萬眾一心的觀劇場面很可能是中國社會走向新生的溫床了。然而李玉和其他蘇州劇作家並沒有達到這種思想水平，他們立足的土壤也沒有向他們提供這方面的條件，因而他們自己深感忭慰、也要引導觀眾感到忭慰的結局只能是：
目今新主登極，大振乾綱；魏賊正法戮屍，群奸七等定罪。世界重新，朝野歡慶。向日冤陷諸忠臣，謫戍者悉已召回復職；慘死者盡皆寵錫表揚。……
九天雨露洪恩重，萬里山河氣象新。
被“逆賊”篡奪了的權力又回到了君王手中，封建政治排除了產生於它自身的一次災變。人民還須回過頭來，感謝封建君王。這便是《清忠譜》在思想內容上的根本侷限，也是中國戲劇文化終於未能順著《牡丹亭》的道路開創的一個人文主義天地的重要原因。
但是，歷史上的文化現象往往是非常複雜的。以肯定和歌頌封建政治為皈依的《清忠譜》，還因通體散發著一種凜然浩氣而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包括那些對封建政治毫不喜愛的觀眾在內。東林黨人周順昌、市民顏佩韋等人的政治觀念帶有很大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我們可以不接受，但他們為了自己所信賴的觀念赴湯蹈火、百死不辭的意志和豪情，至今仍然具有動人心魄的震懾力；蘇州人民的情緒當然還缺乏更正確、更進步的引導，但他們對於正義人物的深厚同情心，對於一切倒行逆施的普遍性仇恨，對於政治背景的深切關注，卻也能使今天的觀眾感奮起來。這種複雜的文化現象和美學現象，從藝術上說，體現了藝術構件對於藝術構架的獨立性，藝術途徑對於藝術目的的獨立性；從思想上說，則體現了氣節、意志、人生風貌對於政治目的的獨立性。即便是那些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後代志士，也會透過《清忠譜》進一步激勵自己的鬥志，儘管在基本意旨上他們正與這出戏相逆。藝術，特別是象戲劇這樣的複雜藝術，不會僅僅以一個簡單的目的性面對觀眾的，它們總是以一個複雜的整體面向世界。對於不同的觀眾，它們多層次的思想內容大抵具有可剝離性，以適應各有取捨的要求。
周順昌、顏佩韋等人的戰鬥意志確實具有奪人的力量。他們與《趙氏孤兒》裡的那批義士不同，不是要做一項秘而不宣的事情，而是要以自己響亮的呼喊震動皇帝。秘而不宣的事情，就怕別人知道；而意在呼喊的事情，就怕別人不知道。《趙氏孤兒》裡的義士，為製造假象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清忠譜》裡的義士，則要以巨大的犧牲讓皇帝知道社會真相。《趙氏孤兒》裡的義士對最高當權者完全失去了希望，帶著極大的仇恨在黑夜裡遞送著顛覆的火種；《清忠譜》裡的義士對自己周圍的宦官恨之入骨，但對自己頭上的青天、腳下的土地並沒有完全失望，他們力圖在同樣一個天地中扭轉是非，於是總是採取十分公開、萬人矚目的行動。他們處處要表露自己的愛憎，表露，就是他們的鬥爭方式，也包括了他們部分的鬥爭目的。因此，一部《清忠譜》，沒有曲折的內線上索，沒有“吃驚”的因素和“發現”的因素，只是濃烈而坦率地呈現鬥爭的一個個回合，由於這些鬥爭的當事人力求擴大事態、鬨動視聽，因而多數回合都具有場面性，有的回合還表現為大場面。
主角周順昌原是一個級別不低的中央官吏，因反對魏忠賢被革職返里，本很引人注目，而他偏偏還要以強烈的行動表明態度。他一聽說反對魏忠賢的另一位官員文元起也被罷官遣返，很快就去拜訪，走在路上，蘇州的人民都已知道他去幹什麼了。例如他在郊外的路上遇到兩個轎伕，轎伕認出了他——
轎伕原來是周老爺。嗄！周老爺是去望文老爺了。
周順昌你這兩個人，怎麼曉得我去拜文爺？
轎伕昨日文老爺北京回來，到竹塢去了，今日周老爺自然去的。
局順昌倒虧你們猜得著。
這段小小的對話表明，這些彙集在蘇州的反對魏忠賢的政治勢力，一舉一動都被社會所關心，他們的脾性和遭遇，已被周圍的百姓所熟知。事實上，他們處於這麼一場關乎朝廷去向的政治鬥爭中，確也不斷地以自己的情感和意志推動著事態的發展。周順昌在拜訪文元起之後，又到江邊去守候另一位反魏忠賢的官吏魏大中被押的船隻，他們兩個人，竟當著押解校尉的面，暢議朝政，訴說冤情，周順昌更是直捷了當地把魏忠賢罵作“閹狗”。聽說魏大中被逮捕之後心中只是掛念著小孫子，周順昌立即決定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那個小孫子。這也就是表明，他願意與生命岌岌可危的志士結成一家骨肉，他願意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來守護危難中的正義。他的這個決定，把在旁監聽的校尉惹笑了：
校尉甲好笑得緊，他是個欽犯，怎麼與他聯姻結黨？
校尉乙廠爺（即魏忠賢）知道，不是當耍的。
周順昌唗！狗頭，誰要你多管！你回去，就說與那閹狗知道，我周順昌不是怕死的人。……
校尉甲我們也是好話，周爺只管尋死
。……
周順昌果真是“尋死”，但他毫不畏懼，還大罵魏忠賢的“生祠”，想以自己的罵聲和死亡來換得皇帝的明察。周順昌很快如他自己所預料的被逮捕了，於是引起了以火爆性子顏佩韋為代表的營救周順昌的群眾運動。於是，事情從官場擴大到市民，從忠諫發展成示威，從屋內怒罵發展為街示喧譁。廣大市民百姓先是哭、求，然後是罵、打，第十一折《鬧詔》所寫，實在是展現了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罕見的群眾政治場面。這次大鬧的指揮者，就是顏佩韋和楊念如等社會地位較低的市民。他們不久就英勇就義了，周順昌也被處死於獄中。他們失敗了，但他們的浩然正氣在客觀上表明，在與為害廣泛的奸佞官僚進行鬥爭的時候，官僚集團中希冀維持正常封建統治秩序計程車大夫和廣大人民能夠結成互相支援的精神聯盟；在這種聯盟中，士大夫們會因與人民利益突然有了鉤連而更加理直氣壯，而一時還不能完全理解自己鬥爭性質的人民則會在這些士大夫中間尋找政治寄託，兩相融合，可以匯成一股在封建主義容許的標尺下達到最高極限的精神洪流。《清忠譜》之所以能夠通體雄壯，也是以此為憑藉的。
由於蘇州市民反對魏忠賢的鬥爭並沒有構成自己獨立的思想領導，更由於李玉受封建正統觀念的束縛，《清忠譜》過於固執地堅守著“整肅朝綱”、“奠安社稷”的軌道，造成了全劇在內在思想脈絡上的貧弱，並由此帶來了一系列藝術上的缺陷。例如周順昌的形象就未免過多地滯留於外部呈示，而對他內在的心理活動卻缺少切實可信的梳理。雖然李玉也為他安排了一些家屬關係，讓他在採取行動的前後別妻囑兒，但這仍然是一些表露，至於他所採取的行動在個人思想上的具體根據，則始終顯得空泛。真實的周順昌雖然基本上也是一個忠臣的形象，但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定有自己個人方面的苦惱和思慮，他之所以採取如此決絕的行動，一定包含著使普通的觀眾（對政治鬥爭未必關心的觀眾、異代的觀眾）也能理解的具體動機。但是，在魏忠賢倒臺之後，周順昌被追封為一個凜然巍然的英雄，根據封建統治集團的需要，他變成了一心忠於朝廷、沒有其他任何思想的人物。這麼一個周順昌，與真實的周順昌甚有距離，而《清忠譜》則顯然深受影響，把周順昌寫得過於單一化、概念化和浮面化。相比之下，顏佩韋比較真實，因為較鮮明地寫出了他採取這些行動在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
俺生來心性痴呆，一味介肝腸慷慨。不貪著過鬥錢財，也不戀如花女色，單只是見弱興懷。猛可也逢兇作怪，遇著這毒豺狼，狠駑駘。憑著他掣電轟雷，俺只索翻江攪海。
憑著這付脾性，他在聽說書時聽到童貫殺害忠良，竟一時怒氣，打了那個說書人。這麼一個民間豪傑在反魏鬥爭中主動衝鋒並威震一方，也就不奇怪了。
由於思想主旨上的根本性弊病，整齣戲的基本行動線也顯得不夠順暢。全劇矛盾的引起，在於文元起告訴周順昌不少魏忠賢的敗行劣跡，激得周順昌嗷嗷難平，這些敗行劣跡主要是“不奉聖諭”、“違逆祖訓”、“擾亂內庭”，如：
內庭弄兵，祖訓可禁。那魏賊私設內操，挑選心腹，宮標萬人，裹甲出入，日夜操練。金鼓之聲，徹於殿陛。皇子方生，炮聲震死。近御銃炸，聖躬幾危。魏賊走馬上前，飛矢險中龍體。
總之，魏忠賢妨礙了皇帝的平靜生活，甚至危及了皇帝的安全。但是，由此而引起的戲劇矛盾，又恰恰需要這個皇帝的死亡來解決。請看第二十一折《報敗》，完全是以皇帝“駕崩”為前提的，只有等到“龍馭仙遊”，才會導致“魏家休”，“東廠權威頃刻丟”。於是，緊接著出現了歡慶、紀念性的結尾。不管怎麼說，這一條基本的戲劇行動線中間總是包含著無法克服的矛盾。
劇中唱道：“冰山倒，盡成水流。”這話不錯，但“冰山”在事實上並不僅僅是魏忠賢，至少，首先應包括皇帝朱由校。以更徹底的歷史眼光來看，更大的“冰山”應是培植和庇護了魏忠賢的封建制度本身。只有讓鬥爭的矛頭或多或少地向這座大“冰山”閃動，《清忠譜》的思想主旨和戲劇行動線才理得順，但李玉的思想水平遠未達到這一點，因而他只能仗仰著大“冰山”來推倒一座小“冰山”。其實，呼籲大“冰山”來推倒一、二座小“冰山”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以後還會在同樣的低溫下凍結出新的“冰山”來的，清代不還產生過不止一個專權不法的閹黨宦官嗎？李玉誠懇而又熱情地區分著大、小“冰山”間的界線，結果只能浮泛地渲染豪邁氣概和壯闊場面，而疏通不了最基本的思想邏輯和行為邏輯。他和其他蘇州劇作家的悲劇，就在這裡。
在我們論述的四部傑作中，《清忠譜》從思想到藝術都比其他三部差一些。
三、《長生殿》
《清忠譜》的戲劇矛盾，是由接替哥哥朱由校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來解決的。崇禎處置了魏忠賢，卻未能拯救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他在勉強地維持了十七年之後，終於在李自成起義軍的吶喊聲中把一條自縊的繩索掛上了樹枝，明朝的生命，也同時被斷送。《清忠譜》所歌頌和維護的“朝綱”，終於疲弛不可收拾。戲劇文化，應該出現新的代表者了。於是，就在崇禎自縊的第二年，在杭州城外的一個農婦家裡，一位逃難的孕婦生下了一代劇作家洪昇。
動亂中的出生似乎帶來了他一生的不幸。從當時的社會觀念看，他的家庭背境並不貧弱，但他始終不得志，一直沒有做官，家庭中經常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疊遭“家難”。他雖然長期寓居京華，但因世居杭州，屬於江南知識分子的營壘，受悲悼明亡的遺民思想的薰陶很深。民族的興亡感，拌和著個人的憂鬱，使他表現得疏狂放浪，落拓一生。“十年彈鋏寄長安，依舊羊裘與鶡冠”，因此他也很少與權貴們交遊，“平生畏向朱門謁，麋鹿深山訪舊交”。
經過幾次重大修改而定稿的傳奇作品《長生殿》，使他獲得了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可是這個劇作給他的實際生活所帶來的，卻是無盡的磨難。《長生殿》脫稿的第二年（一六八九年），洪昇請伶人在寓所演唱，邀請了一些朋友來觀看，沒想到當時由於一個皇后剛死，屬於“國喪期”，唱戲看戲被算作是“大不敬”的行為，洪昇被捕，看戲的人中凡有官職的也被一律革職。十五年後，情況已經緩和，《長生殿》的熠熠光華畢竟無法完全被湮沒，那位思想比較開通的江寧織造曹寅邀請洪昇帶著演員到南京去，演唱《長生殿》全本。可是，就在從南京返回杭州的路上，泊舟烏鎮，因友人招飲，醉歸失足，竟墜水而死。
可以說，洪昇為《長生殿》而困厄、而死亡，也因《長生殿》而長存。
《長生殿》採用的是一個被歷代藝術家用熟了的題材。它的宏偉結構，聳立在許多面目近似的劇作叢林中。這種同題材的擁塞最容易埋沒佳作，但《長生殿》卻超絕群倫，在緊仄的對比中顯示出了自己的高度。
《長生殿》一開始就以一首《沁園春》概括了全劇的基本情節：
